宝塔山下的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一所特殊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而建的。校训是“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学员大都是被俘的和投诚的日军士兵。学校教育他们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和普通的日本工农群众的区别，侵略者和战争受害者的区别，用中国人民宽厚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去教育他们，感化他们。

为了感化日军官兵，组织和发动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八路军总部命令所属部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一个叫渡道俊夫的俘虏回忆说：“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120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120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

日工校当年的学员们就依山挖出窑洞，这是他们住宿的地方，他们自己挖的，当时干部学员都是自己挖窑洞。对日工校的学员和我们培养的干部是一样对待，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呢给予优待。入学的学员第一个月发5块钱津贴，这5块钱津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朱德，我们党的主席、总司令每月才有5块钱的津贴，我们就发给日工校的学员，而且给他们发被褥、单衣、衬衣、鞋袜、毛巾、肥皂。如果他们吸烟呢，还给发一个旱烟袋和烟叶，生活上尽量照顾。当时白面很少，主要是小米，为了照顾他们，每月给他们10斤白面，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后来第2个月开始，就是给他们每人3块钱的津贴，其他生活都是供给制了，津贴就是每月3块钱，就是按照八路军的连级干部的待遇给他们。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办4年多，培养教育了几百名日军士兵。他们组织起“在华日人觉醒联盟”，与日本反战人士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一道，从事反战运动和瓦解日军的工作。

在百团大战结束的同一年，日军为了确保伪满基地，阻止八路军向北突破，开始大规模实施“无人区”计划，将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长约1000公里，宽约30至250公里的长城沿线构筑起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制造了一个千里“无人区”。

铃木启久曾乘飞机视察“无人区”，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山顶上的万里长城蜿蜒盘旋在群山之上。看看下方，只见森林中出现无数个烧成红色和黑色的大火后的痕迹。许多处显然是整个村庄焚烧后，大火蔓延烧向山林形成更大的山火。”

“无人区”计划涉及25个县，烧毁村庄17000个，房屋380万间，140多万村民被驱赶到2506个类似集中营的“人圈”里居住。

“人圈”由石墙围成长方形，围墙厚3尺，高约2丈。大门由日伪军警看守，早上10点开门，晚上8点关闭。在"人圈"的四角各有一座炮楼，从了望口可以观察整个“人圈”的情形。“人圈”里的居民从几百到数千不等。关于“人圈”，亲历者们都有着恐怖的记忆。

“人圈”里，密密麻麻的窝棚和猪圈、羊圈交错分布，恶劣的居住环境导致了一场大瘟疫的来临。

那人圈里头，哪天都得往外抬两三个，死两三个，那人死多了，孩子、大人、老头子。

在蘑菇峪村，40%的“人圈”居民在这场瘟疫中丧生。仅在兴隆县，就有1万多人死于瘟疫。按当时的人口计算，平均每25人就有1个人死去。

一场风雪过后，无情的冬日开始将脆弱的孩子带走。简陋的窝棚在风雪中飘摇，大多数儿童衣不蔽体，只能烧火取暖。

这个日本的军队，现在看来，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最野蛮的军队。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国是盟国，那么德国人在中国的使馆，他们收集、侦察到一些情报和掌握的一些消息、事实，他们给德国发回的电报，都称日本是兽类的集团。

侵略者的残暴反而激起了平民百姓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大的仇恨。乡亲们掩埋好自己亲人的尸骨，组织起了民兵自卫队、复仇队、敢死队，保卫家园。他们踊跃参加八路军，抗战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那么毛主席在分析中日矛盾、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日本人侵华，它不光是杀工农群众，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一样都杀，因此使得中华民族所有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都必须站起来抵抗。

1941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四周年，朱德总司令发表文章说：“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返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

中国人民不会在强敌面前屈服。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关于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等十大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不但遏制了敌人进攻的势头，而且改变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使解放区逐渐地恢复，不断地扩大。

（责任编辑：红旗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