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依然严峻。袁世凯迅速被清王朝起用，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权倾朝野。他一边利用革命军要挟清皇室，一边又以清皇室要挟革命军，并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军队向革命党反扑。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军夺回汉口。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革命军死伤三千多人。北洋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汉革命党的最后据点武昌轰击，都督府中炮后，黎元洪仓皇出逃。而正在危急时刻，上海光复起义对袁世凯的嚣张之势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11月3日，上海起义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如果说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初始，那么上海光复起义则在革命大局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力量对比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使上海革命军成为长江以南最有战斗力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由此可见，上海光复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具有“关键之役”的意义，不仅逆转了袁世凯向革命军反扑的危急形势，一解首义之地武汉三镇之围，而且使上海这座各派力量争夺的城市牢牢地控制在革命党手中，从而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上海绅商的历史贡献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集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在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中都有，结果如何呢？对于这个悬念，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相关史料都未曾作出回答。而在由费正清先生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至1949年上卷》中指出：“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

长久以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大总统上任的关键时刻，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元4角大洋)，也正是这笔巨额资助，为新生的民国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笔资助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倾向、政治抱负和社会诉求。因此，“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应当指出的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资产阶级主要是“绅商”，这些绅商都是有相当名望的实业家，并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或官职。李平书曾任江南制造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光复后出任民政总长；王一亭曾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上海总商会议董，上海光复后出任财政总长；叶惠钧曾任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上海光复后出任沪东军都督府军政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