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发展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云集了一批工商、金融、贸易、航运、建筑、娱乐、餐饮等领域的实业精英。其中一部分形成绅商阶层，大力支持或直接投身于辛亥革命。据《王一亭传》载：“王一亭曾为革命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以后都无法收回。”上海绅商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光复起义，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出发前，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与团员痛哭誓师：“愿团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城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之家室，得保安全。”(李崇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克敌制胜做了精神上的保障。
 

　　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具有双重身份的绅商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小岛淑男在《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中明确指出：“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1960年8月《东洋史学论集》)

1912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上海的绅商正是其中的领军团队。他们不仅在上海，也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实现政治、经济、社会诉求。他们要求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制订发展实业方案等。1912，上海工商业发展迅猛，当年电力的供应就增加了4倍，满足了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建的纺织厂的需要。而上海银行最为集中的江西路也已初露“东方华尔街”的风采。这一年，荣宗敬在上海集股创办了当时最大的福新面粉厂。同年，马玉山在上海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仅上海资本家就投资白银1000万两。上海除了原来的一批著名绅商、实业家、金融家，如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朱葆三、虞洽卿、荣氏兄弟、严裕棠、刘鸿生等人外，还崛起了一批新的实业家、金融家，如穆藕初、陈光甫、简氏兄弟、马玉山、聂云台等，从而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精英梯队。191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在上海总商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直接参政议政。会上，经上海总商会首席代表王一亭及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盛竹书等三人动议，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由此，上海绅商成为全国工商界的领头羊，而上海则成为全国的工商金融之都。

综上所述，上海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仅为上海光复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的保障，而且为光复后上海工业、贸易、金融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历史地位

　　上海，以其开放的城市结构、多元的文化融合、繁荣的经济发展及租界的特殊形制等，成为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而自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的发展形势颇为复杂。1911年12月2日，随着南京的光复，在辛亥革命的版图上，上海、江苏、浙江以强劲势态崛起。而此时，武汉已岌岌可危，汉口、汉阳已被袁世凯攻下，武昌亦成炮口下的危巢之地，都督黎元洪逃了，指挥黄兴走了，武昌已是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宣布独立的各省驻上海代表，就以革命形势紧迫、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于12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兴虽不想担任此职，但为了稳定局势，同意在孙中山归国前暂任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