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纳了著名诗人罗隐等一批文武人才后，钱镠实力剧增，影响扩大。

钱镠善于笼络人心，他在杭州建立功臣堂，为文武属下立碑纪功，有五百多人的名字列在碑的背面。

公元907年，北面的唐王朝灭亡了，代之以朱温的梁朝。梁太祖即位不久，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那时候，吴越的实力不逊于梁朝。左右侍从谋士向钱镠建议，没有必要接受封号，屈尊于北方。钱镠只是笑笑，含混地说：“我难道一定要当孙仲谋吗！” 钱镠认同中国是一个整体，欣然接受了册封—形式上吴越做了梁朝藩臣;其有独立实力而保持统一之名，钱镠应属难能可贵。

同时，北面的梁王朝也不停地对吴越封赏有加，直到守中书令，守太保等。乾化元年，又加封钱镠为守尚书令(守，表示不在中央，在外地)。龙德元年，“赐镠诏书不名，”就是上书时可以不报自己的名字，这是封建礼仪中对王侯最高的礼遇。

对自己的成就和地位，钱镠有时也表出志满意得。他回老家的时候，作了《还乡歌》一首：“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诗歌有当年刘邦“大风歌”的慷慨，更有满足不被人欺和为王的荣耀。应该说，有那样的地位、成就而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作为藩国之主，钱镠应是清醒、谨慎和有自知之明的。

衣锦还乡的时候，他的父亲钱宽经常回避不愿见面。钱镠问为什么。父亲说，你现在虽然是一国之主，但三面受敌，与人相争，一旦失利，必然殃及我家。因此我十分谨慎。钱镠明白父亲的用心，涕零受教。治国不敢有所懈怠。他寝不安席，用又小又硬的圆木作枕头，称为“警枕”。夜间告诫侍女，只要有人秉报重要情况，要立即叫醒他，不可迟疑。他告诫后人和文武大臣，好生侍奉中国，那怕是小小朝廷，这是吴国立国和生存的国策。吴越一直坚持向北方的中央王朝进贡，同时也有所要求，后唐庄宗(李存勖)入洛阳，“镠遣使贡献，求玉册。”按照朝廷礼仪，“玉册金印”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大臣郭崇韬更强烈反对，认为绝对不可，但朝廷还是最终答应，“乃赐镠玉册金印。”

钱镠的吴越王府相应提高了规格。王宫称为“朝”，官属皆称臣。不但如此，吴越还派遣使者册封新罗(今朝鲜”、渤海王，以及东南海中诸国，给其君长以封号。 其实，钱镠本来可以称王称帝。向小小的梁朝皇帝请封，不过是谦逊、自我约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