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国讳，实在避不开怎么办？“若写经史群书及撰录旧事，其文有犯国讳者，皆为字不成”（《唐六典·礼部尚书》李林甫注）。“为字不成”，说白了就是故意写一个错别字。如清代刻书，凡“玄”皆改“元”或缺末笔，所以避玄烨讳也。

误犯国讳，那可是要依法惩处的。《唐律疏义》明文规定:“诸上书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文书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徒三年。”误写误说一个字就要打屁股；取名犯讳，劳改三年！

宋朝有个叫吴倜的书生大考夺魁，颇负文名，徽宗皇帝亦有意提携一把。但吴倜书生意气，不会讨好权奸蔡京，蔡故意为吴倜仕途使绊子。他强加给吴的罪名是“傲狠无上”，皇上惊问其详，蔡京说:“该吴明明知道陛下御讳（佶）而不肯改他的名，只是用一圈围之，这不明摆着是目无圣上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京所以能在“倜”和“佶”两字上无限上纲做文章，所凭据的正是避国讳陋习；不然，吴秀才就是径叫“吴佶”，又有何妨？

近代史上很著名的“苏报案”，也和国讳有关。1903年6月29日，《苏报》头版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该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专制者雷霆震怒，认为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倘依了清廷，如此“恶攻”罪足可砍头，但迫于舆论压力，只给章太炎判了三年监禁。比起同样犯圣讳的王锡侯来，章太炎算是很幸运了。王写了一本《字贯》，为《康熙字典》正谬，在处理“玄烨”、“胤禛”和“弘历”等名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不过未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空字法，但乾隆还是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及阅其进到之书，草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祖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甚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及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被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某大员为奴。还有周克开等几名官员也因此书被治罪。

由于皇上、陛下、万岁、至尊、“国家”等称呼替代了本名，本名长期无人敢叫，以致连皇帝本人都淡忘了自家名讳。电视剧中，刘墉直呼乾隆本名弘历时，乾隆居然不知“弘历”是何人，这固然属于艺术的“真实”，然细思之，它又未尝不是生活真实的再现。

皇帝取名大多也选用常用汉字。由于宫廷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汉宣帝曾被迫流落民间，生活在社会底层，因而所取的名字也是平民式的——病已。及至做了皇帝，考虑天子之名，须体现“难知易讳”之原则，才改名“询”。尽管这样，战国时期大儒荀卿为避刘询讳，在当时还是被改姓“孙”了。三国吴主孙休认为:取名欲令难犯易避，把常用字如“伯”、“仲”当作好名好字，其实是没有文化品位，很可笑。所以他特为四个儿子之名创造了四个字。孙休“欲令难犯”的愿望倒是实现了，只是他造的字谁也不认识，这一来反而增添更多麻烦。

至于那些平民出身的皇帝，诨名透露出的平民本色更不待说。后周太祖郭威诨名“郭雀儿”，显系寻常百姓“贱名”。原本贱民出身的朱元璋阔为皇帝后，为其龙子龙孙取名，可就大有讲究了。其子都用单名，皆从木旁，如:长子朱标，四子朱棣。其孙辈往后，取双名，其第一字按辈分依次用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其第二字可随意选择，但须从金、木、水、火、土为偏旁，如: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思宗朱由检。

更有个别皇帝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惜为自家取名生造出一个汉字来，以显示其与众不同。武则天造一“曌”字以为名，取日月凌空，以天为则之意。五代十国南汉主原名刘岩，据《易经》“飞龙在天”意，生造一个“”字用为名，堪称超级追龙迷。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个文盲，他居然明令:“朕的名字有两个字，但只要不连称，都不需避讳。”在避讳问题上，这位李皇帝还是很开明的。

不过，有一个臣下可以直呼帝后之名而不必避讳的朝代，那是元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考证出，郝经上世祖书中直呼宪宗蒙哥之名和逯魯曾经称武宗皇后珍格（真哥）之名的史实，认为元代帝后生前皆无徽称，臣下得直呼其名，盖国俗淳朴，无中国繁文缛节也。

（责任编辑：绵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