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5—1978)，原名玉衡，又改名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诗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读于三原宏道大学堂。宣统三年(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

吴宓1917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192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学成回国，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西洋文学系教授，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在南京任教期间，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该刊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因于白话文持异议，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

吴宓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1926年，调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称为外国语言大学系)教授。

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1935年出版了《吴宓诗集》，并收录了大量译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吴宓先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分校授课一学期，后又随文学院迁云南省蒙自县。次年，吴宓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这一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他在西南联大期间，开设的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中西诗之比较和翻译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1944年，吴宓赴成都任四川大学和燕京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英国浪漫派诗人、欧洲小说、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抗战胜利后，1946年前往武汉，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等课，并兼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49年，吴宓赴重庆任重庆北碚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后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建国后，吴宓曾在重庆磁器口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不久因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前身)，自此以后，一直在西南师院任教。期间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和西南师院院委会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受到残酷迫害，左腿在批斗中跌折，后来又双目失明。1977年因生活不能自理，由胞妹吴须曼接回泾阳居住。1978年1月17日去世，终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

吴宓一生在学术方面贡献巨大。他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曾发表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较文学论文，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吴宓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在《民心周报》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评论《红楼梦》的论文。1944年曾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多篇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1963年，曾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川剧《晴雯传》。

吴宓终生从教，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田德望、张君川、王岷源、刘盼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姚名达、王力、吕叔湘、向达、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上为清华大学时期)及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赵瑞、王般、李鲸石、查良铮、袁可嘉、金堤、杜运夑(以上为西南联大时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教诲。

吴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攫取青岛的企图十分愤慨，写了长诗《哀青岛》。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作《感事八首》痛刺帝制。1927年由京回陕省亲时，所作《西征杂诗》中有句云：“国运中华想汉唐，文治武功两辉煌。游经寰宇思中国，说尽新猷爱旧疆。”他在诗中缅怀汉唐灿烂的文化和祖国辉煌的过去，虽游历世界各地，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但他最热爱的还是生长养育了他的祖国。

1934年日寇策动“冀东自治”，华北沦陷在即，国民党当局拱手事敌，吴宓悲愤交集，借送清华学生南迁，赋《鹧鸪天》词二首，抒发爱国情怀，词末“君看今岁霜雪白，他年花开会有期”一句，充分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全国解放前夕，他正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之时，拒绝了国好几家著名大学的邀请，毅然留在国外迎接解放，他一再表示：“我是炎黄子孙，我的事业就要植根于祖国大地!”解放后，吴宓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6年，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余册稀有的外文图书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当他听说本地许多中学因为外语教师缺乏而无法开外语课，还迷惑不解地问道：“那他们为何不来找我？我还可以讲课。”

吴宓平生交游甚广，与诗人吴芳吉(吴碧柳)、学者陈寅恪等人友情最为深厚。在与朋友及学生的交往过程中，集中体现了他真挚、诚实的高洁人格，被世人誉为中国传统道德尚气节、重情义的典范。

吴宓毕生著述甚丰，除主编两个杂志(《陕西杂志》、《学衡》杂志)、两个副刊(《大公报》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外，留下了大量诗作，写了不少论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等数十种(篇)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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