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先生解放前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二年(1937-1949年)，在那烽火狼烟的抗战年代，他把这所“流亡大学”创办成“东方剑桥”，为新中国培育和储备了大批人才，已经有过不少的报道。他又曾在中央研究院创建气象研究所，开拓东亚季风和物候学的研究，为新中国的气象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精英和骨干。组建新中国国家气象局的涂长望、卢鋈，都曾在浙江大学任教。领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叶笃正院士，也曾是浙江大学的研究生。竺可桢先生作为我国气象、气候事业的奠基人，受到了国内外气象学界的推崇。他在70高龄的晚年著述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仍然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经典之作，脍炙人口。

竺可桢先生在杭州解放的前夕，由于浙江大学学生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传奇式地离开学校，摆脱了劫持去台湾的危险，北上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筹建中国科学院的初期，他从浙江大学调进师生近50人，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贝时璋，原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原物理系主任王淦昌和一批青年讲师、助教。他们来科学院先后参加了20多个研究所的筹建。同时，王宗甄、许良英、过兴先、施雅风等一大批党员科学家先后担任院军管、组建工作的骨干。

他在引领气象学研究和组建中国科学院的丰功伟绩，在《竺可桢全集》和许多纪念文献中，多有记载，毋庸赘述。本文试就竺可桢先生在开拓资源环境研究领域、应对国家建设重大战略需求、倡导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的三大建树，作一些概括的介绍。但由于水平和知识的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抛砖引玉，就正于科学界的领导和专家。

组织多项综合考察

建院初期，竺可桢副院长兼任生物、地学部主任，组建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20世纪50年代初，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摸清家底、掌握国情、把握第一手科学资料，是新中国建设的先行基础性科学任务。综考会凝聚全国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协作，并得到前苏联专家的支持，先后组建了治沙队、黑龙江队、新疆队、青藏队、南方队和西南队等10多个大型考察队。对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进行全面有序的调查研究。竺可桢先生亲自参加黄土高原的野外考察。在治沙队赴宁夏野外考察时，险遭车祸。他在综考会的领导工作，后来由土壤学家马溶之院士、孙鸿烈副院长继任，竺可桢先生一贯提倡学习徐霞客的精神，脚踏实地，求真务实!

在考察队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这些考察队逐步转型为专业研究所或定位试验或工作台站。例如，治沙队后来在兰州建所，在宁夏沙包头建试验站，成为国际知名的荒漠化试验研究基地。青藏队在兰州设置高原气候与冰川冻土等研究所，近年来又组建青藏高原研究所，对高原隆起、冰雪资源、大气环流、冻土工程……诸多新领域，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又如黑龙江队为三江平原的农垦开发，为黑土粮仓的建设，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在沈阳设置了生态农业研究所，在长春设置了东北农业与湿地研究所，成为我国湿地保护研究的主力军。南方队在江西留下的千烟洲试验站，被评为全球百佳生态试验站之一。现在，中国科学院遍布全国的近30个试验台站，已成为我国长期、定位观测的生态网络的组成部分。大部分是由当年综合考察活动播撒的种子。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执着呵护，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造福一方。为近五十年来，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组织编撰国家大地图集

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亲自主持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列为第四项重大专项，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测绘总局共同负责。竺可桢先生任主任委员，约请全国地学、生物学、经济学、地图学专家近50人，组成阵营强大的编纂委员会。策划包括普通、自然、人口、农业、历史等五卷地图集出版。指定黄秉维、周立三、谭其骧院士等分别担任主编。竺可桢先生亲自为编辑部的青年培训班讲课，为国家大地图集写序。鼓励大家，继承祖国地图学的光荣传统，再铸辉煌。当前苏联专家提出一个越俎代庖的方案，要与中国合编中国的国家地图集时，周总理和竺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示我们：既要认真帮助苏联编图，更要加紧加快自己的设计试验工作，争取中国国家大地图集早日出版，为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