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也是这样，“四人帮”垮台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76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订了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做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是受了催眠术一样变得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的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我于是想起了1944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了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相互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地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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