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儒学被异化为御用工具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受到异常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一方面，它已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将儒家伦理作为巩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思想武器。日本学者指出：“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对学术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从伦理上维护封建社会的学问的有效性。……可以认为朱子学所代表的儒学取得了封建社会正统哲学的地位。”在道德伦理上，江户时代发展了儒家君贵臣卑、君尊民贱的思想，却阉割了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基本思想，将其变成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君臣关系上，表现为臣民对天皇与将军的绝对服从与忠诚；在士农工商的关系上，表现为四民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不能越雷池一步。实际统治日本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家族，为维护统治，将儒学提高至法律的高度。朱子学派的代表、儒学者藤原星窝(1561年～1619年)应这个家族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之邀，为其讲授《贞观政要》和《大学》等课程，编纂四书、五经，名扬一时。

受到德川家康赏识的还有林罗山（1583年～1657年）。林氏对朱熹的《四书集注》有深刻的研究，对儒家的纲常礼教也有精湛的把握，强调儒家的伦常观念，特别是君臣、父子、夫妻“上下贵贱之义”的永恒性，进入幕府后专司文化、学问之事。他曾在京都开设学塾，讲授朱熹的《论语集注》，通过讲坛把儒学推向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林罗山的“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天人相关”和“忠效之教”的说教，对于维系“万世一系”的天皇法统、巩固将军地位和整齐国民风俗，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儒学倡导“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分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志广大而远虑，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冈吉亲自向下属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坚持达八年之久。可以说，他弟子盈门，名传国内，不乏应世之材。此外，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也对儒学有专深研究，他以设塾授徒，寻求“圣人之道”为己任，既开风气，又为人师，在京都执鞭讲学凡40年，受教者达3000人。德川时代儒学受到空前推崇，潜移默化地渗入政治、法律、道德、文学、哲学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成为德川幕府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川时期，统治者把儒家的纲常礼教应用于治世实践，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使日本社会文化进入成熟的时代。 

明治维新时期：儒家伦理被纳入经济范畴

日本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发展过程。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面接受欧美文化，儒学受到空前冲击，认为儒学“‘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是只顾拼命死记的无用的学问”。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是“半政治的学问”，与“人民同权”有着敌对的关系。此后日本开始根据实际需要对儒学斟酌损益，剖垢磨光。经过对儒学的改造与利用之后，日本逐步把儒家伦理中的合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过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又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实例。可以说，日本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就是吸收与改造儒家伦理的过程。早在19世纪中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年～1864年）就倡导“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把东方思想与西洋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是将儒家伦理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的第一人，找到了传统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的结合点。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解决了儒家长期以来的重义轻利说，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武士道精神）与“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以往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新的伦理观。这一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整个经济机制的运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快渗入工业、农业、贸易、畜牧、交通运输和金融等经济领域，在“义”的旗帜下追逐着经济效益。

战后：发挥社会修复与聚和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2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在战后国内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以其温情主义的色彩出现，具有社会修复与聚和功能，渗入到战后的社会秩序恢复与经济管理当中，调节着国家与国民以及劳资间的关系，并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思想武器，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不可否认，儒学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在明治维新后失去独尊的地位时，也未从社会中完全消失。它的一套原则与思想一直为日本的决策层所沿用。虽说战后日本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但它保持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其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规划与制定、劳动雇佣制度，工人与企业的关系等等，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不少企业把工人的意见纳入决策的过程，体现了儒家“虽有亲朋，不如仁人”、“民有德而五谷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和为贵”思想。在儒家伦理基础上达到的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责任编辑：堇苓蒹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