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时尚的狂热流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趣闻。1672年，当传教士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时，马上就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发现她只是一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中国文化滋润欧洲启蒙运动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到18世纪时，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

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如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献，还在其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草稿中，将《论语》中“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改写成诗句。

18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流行，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戏剧的风靡上。1735年，法国的马若瑟神父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戏剧热。伏尔泰又进一步改编《赵氏孤儿》，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1755年8月20日，当《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上演时，立即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一连演出了很多场。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上演了这部中国戏剧。据统计，仅在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

借鉴中国文官制度，打破世袭官僚体制

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这难免会带来许多弊端。到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文官制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蓝本。

早在17世纪之初，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在大革命后参考中国科举制度，引进了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在治理国家方面，欧洲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他的极力说服，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不可否认的是，在18世纪的“中国热”中，欧洲也曾出现过一些盲目跟风的情况，但这次热潮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的日渐衰落，“中国热”也在欧洲逐渐降温，但它的影响仍持续了很长时间，如马克思就曾给他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和“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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