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西方文化大危机

191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大战结束，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各国投入战场兵力达7500万人，其中死伤者达3000多万；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害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高达2700亿美元。对于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来说，昔日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欧洲民众更是目睹亲友死于战场，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老子

一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没落”恰是当时西方文化虚无的极佳写照。人们不禁深思，难道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终将毁于一旦？经历一战的惨痛，欧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世的良方。

从东方寻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

一战后，在欧洲人中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他们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

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而西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纷纷组织团体来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国当时著名的组织“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就以老子为精神领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学为依归，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团在章程中写道，德国的青年深受组织的束缚，拘束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现在要以老子为导师，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权利和无条件的自由。1919年，德国诗人科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