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乃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后世为前代修史，私著变官修，迄于清代，迄于《明史》。清朝既是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皇朝，也是全方位为今日中国提供过厚实遗产与资源的一个皇朝，后人虽有《清史稿》，却尚未为它提供一部可同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所谓“正史”，皇朝“正史”的文化工程由此残缺。就此而言，倘若借助于政府财力与史家学力，在《清史稿》的基础上，新编一部填入“正史”的《清史》，堪称必要。再说，如今大众传媒对紫禁城的“戏说”已近乎泛滥成灾，历史果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大姑娘。如果通过清史编撰，变“戏说”为细说与实说，提升民众之于历史的鉴赏水准与文化素养，亦属必需。

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正史”，还是风格各异的私家论著，资料储存的丰富性与准确性，解释历史现象的中立与适度，均属衡量史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目前关于清史编撰问题的讨论中，体裁问题面临两难抉择。现代章节体固然线索分明，主次有序，史学主体可以驰骋万里，取舍自如，符合当代学术发展之大势，但主观性较强，保存资料的容量有限；传统纪传体固然容量较大，便于储存史料，然而，诚如章学城所言，“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还有张扬“帝统”、“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复古之嫌。

窃以为，任何体裁与体例都有其相应的局限性。新编清史究竟用什么体裁比较合适，当取决于对新编清史的定位。既然清史是作为延续二十四史的“正史”性文化工程而被提上日程，又是为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皇朝修史，当以体裁的连续性与资料的丰富性为首要目标，职是之故，应以纪传体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