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

如果中国当代学人再不做原创性思考，只是在琢磨如何挤入“核心期刊”的话，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许就在接近于中国男足——这是著名学者赵毅衡关于学术实用性和“无用”性的冷思考。

核心人物

赵毅衡，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及符号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成长于上海。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莎学专家卞之琳，获文学理论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任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资深讲席。作品《新批评文集》《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等。编译的二卷本《美国现代诗选》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诗界。

　对话

　　应容许少数人做“无用”的思考

　　坎坷经历中那段“心译”史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有关你的数十篇报道里，你的人生经历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能否为我们勾勒一下？

赵毅衡(以下简称赵)：我父母毕生从事财政工作，抗战之前随单位迁移到广西桂林，那里成为了我的出生地。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了上海。我的小学、中学时代都在上海度过。上海的建筑、城市格局、西方人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等，我印象深刻。实事求是地说，上海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记得我就读的中学叫复兴中学，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附中。

记：你的成长过程里，是如何建立起阅读习惯的？

赵：1949年前后，百废待兴，读物乏善可陈。但上海毕竟是大都会，我和弟弟、妹妹还是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课余读物，古典小说、西方小说、连环图画等等，囫囵吞枣，大饱眼福。

记：南京大学毕业后，为什么去了一个军垦农场？

赵：上海人有一个顽固的习惯，无论如何都不离开上海。我与其说是被分配到农场，不如说是受运动牵连“发配”而去的。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们这些英文系的毕业生处境可想而知。农场是军事化管理，哪有什么私人空间？200斤一包的米包，180斤的黄豆包，我也跟工人一样，扛着上跳板。

记：含辛茹苦的岁月，对学者固然不利，对有些人而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经历，却十分宝贵。

赵：有件事让我想到了道德的两面性。成天叫嚷“斗私批修”的环境，发现别人的“恶”成了革命的标志。人性被降低到最底部，什么“恶”都暴露出来了，“恶”反而成为了一个时代最大的符号。一个来自城市的女青年累得不行，手脚放开躺在一块木板上休息。火眼金睛的农场领导，在百米开外冲刺而来，高声训斥这不道德的举止。讽刺的是，农场领导晚上巡夜，伸手捏女青年的被子以示关心。这个领导人的标志性动作也是符号啊，哪知被女青年告到军区，成为了罪行。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符号学，后来发现，这的确是值得思考的符号学现象。

记：后来好像还在偷学英语？

赵：3年后我被发配到徐州郊区一所小煤矿当矿工，一干就是7年。平时学《毛选》，我就“心译”为英文，应该说每个字都咀嚼过。一个头头见我埋头于雄文，认为我在敷衍做面子，决定让我出丑，命令我当众背诵一页刚刚学习的文字，不料我背得一字不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记：你这段奇特的“心译”史，不但为你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你获得了很多书本外的体悟。

赵：是的。后来我成为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以及到美国伯克利求学，“心译”雄文的过程让我受惠颇多。我在《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后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感受：“1978年早春，我从黑咕隆咚的煤窑里爬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叫人打战。十年的体力劳动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几十年来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主义。我贴近生活，贴得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态的生活，一切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

记：我记得卞之琳有一首名诗叫《距离的组织》，就是将各种距离感组织在一起的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思考里已经暗示了一种与大师殊途同归的认同迹象。

赵：汉语写作中有两个最唯美的作家，一是诗人卞之琳，一是小说家张爱玲，艺术就是形式的组织，从形式探视文化。我正是在卞先生的建议下，把学术重点放在形式论研究方面，这构成了我毕生用力的方向。

　　发展需要符号并制造符号

记：你的不少文章涉及传统问题，你所说的“礼教下延”是什么意思？

赵：宋明理学的社会实践首次在中国推动了俗文学的兴起，以及礼教下延。明初规定，表彰节妇孝子，只针对百姓，不给有功名的士子官吏家族，这意味着只有百姓才需要教化。这种政策造成了全民道德狂热。明清两代历史成为中国文化的衰败史，这至少是原因之一。所以，礼不下庶人时，君子彬彬有礼；庶人尽礼之际，君子以非礼骄人。当然，你试着也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如今的经济。

记：你怎样看待目前的国学热？

赵：大概隔几十年总要来一回。胡适、傅斯年就专门谈过三十年代的国学热。读过孔飞力的《叫魂》吗？如果宽泛一点，50年代的民歌运动也可以视作其组成部分。我只是说，这些尊崇儒术的热情与真正的学术无关。而且，我忙里偷闲喜欢听古典音乐，所以从来不注意电视里的这类语调铿锵的讲座。

记：以前人们总是提倡勤俭节约，如今刺激消费已经成为热词，到底人们在消费什么？

赵：如果你有了一台经济型轿车，但渴望换一台“宝马”，这其中的差异就是符号问题。因为“宝马”固然比经济型轿车好，但不至于好到它可以从公路上飞起来。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需要贴牌，傍上名车，就说明你很需要一个大符号来填充。但倘若你开的是一辆“路虎”，它表达的意思就更加丰富：我并不比开“宝马”的人钱少，而且还是资深的户外运动家，情商、智商、财商都很高。“符号消费”就是用这种“天鹅绒拳套”击碎着都市人的自尊。这固然反映了符号附加值带来的群体焦虑症，其实也说明了一个经济规律，发展是需要符号的，发展就注定要制造符号。

按照法国学者波德里亚的说法，一旦把商品当作表达意义和信息的符号来操纵和使用，它就属于“符号消费”。其领域包括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空间：身份、经济实力、权力、受尊重程度、趣味修养、人格特征和个性、价值观、信仰等等，这些就是人们得以同他人区别开的所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