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中，另有5件画像石绘有系波斯式绶带的吉祥鸟。如第一石被称为《商旅驼运图》，上空有两只颈后系二带的瑞鸟，第二、三、四、五诸石亦有此种瑞鸟。这些有绶带的瑞鸟都是广义的吉祥鸟，亦即象征hvamah的瑞鸟。在这种意义上讲，波斯式吉祥鸟图像符号的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图像世界。

 

　　活跃在丝路上的外国人

 

　　本文列举的6组中国祅教画像石，是“图像证史”的绝佳资料。

 

　　在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祅教画像石、西安北周萨宝安伽墓石棺床画像石、太原隋萨宝虞弘墓画像石中，均有披长发的阿尔泰系突厥人形象与短发之伊朗系粟特人与波斯人形象。安伽墓中屏右首第三图，为波斯系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图。此图应为盟誓图，还因为MIHO博物馆之北朝祅教画像石中，有一幅内容与它几乎相同的图像。此一图像可解释吐鲁番出土“高昌宁朔将军造寺碑”中“同盟”一词的含义，该碑记高昌麴氏赴突厥汗庭结为“同盟”，此“同盟”即流行于游牧部落间的“会盟”。以上例证说明，中国祅教画像石为认识粟特人、突厥人这些丝绸之路上活跃角色的历史提供了实证。中国祆教画像石中大宗的骆驼图像，正是活跃的丝路贸易的一种象征。而众多的火坛图像则是波斯拜火教即祅教流传于中土的铁证。

 

　　汉画像石传统与波斯风

 

　　中国祅教画像石继承了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1937年，滕固先生指出：“中国石刻画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粱祠的石刻属于这一类。”安阳祅教画像石之9帧屏风画像石（佚3帧）有强烈的线刻风格，属于拟绘画风格。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9帧，属于拟绘画的线刻。甘肃天水隋石屏风画像石9帧，属于减地线刻，一种线条较阴刻线条为粗的线刻。以上三组可大致归属于拟绘画类。另外，如MIHO博物馆藏北周画像石，为浅浮雕。西安发现北周同州萨宝墓画像石，属于施彩浅浮雕。太原发现的隋萨宝虞弘墓屏风式9帧画像石为汉白玉石浅浮雕。以上3组为继承汉画像石传统中的“拟浮雕”一系。

 

　　法国杰出的东方艺术史家格鲁塞，在《东方的文明》一书中指出，属于3至6世纪的巴米扬壁画，“有一个可贵的发现：在那些印度的僧侣、犍陀罗派佛陀以及纯罗马风的四马拉的战车旁”，同时还有很多人物形象，与“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属于7世纪的克孜尔壁画上的骑马人类似，后者也是同样具有伊朗风的”。“自库车至吐鲁番实际上正如我们所假定，都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启示，或者更可说这乃是伊朗绘画的一个地方性的或外围的支派。”

 

　　格鲁塞指出，萨珊艺术也影响到匈奴、突厥等游牧部落“有着程式化的鸟类、‘格力芬’和怪物互斗的花纹的萨珊朝纺织品，对于第3至第10世纪间中亚的织造品是有影响的”。这些图像和纹样也影响到3世纪以后的中国艺术。

 

　　北齐安阳石棺床所见入华粟特人的祅教美术，如画像石中人物造型“其体稠叠，衣服紧窄”，“衣服贴体，如出水中”，这种风格就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曹衣出水”的曹家样，而曹家样即属于昭武九姓中曹国粟特人在华开创的画派。安阳画像石也反映了祅教美术的中国化，如粟特祅教美术以圆拱龛表现天神所在的天宫，而在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中，已演变为汉式天阙。总之，中国祅教画像石的出土，为了解中国艺术史上光芒四射的粟特画派提供了证据。

 

　　中国祅教画像石，融合了中国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和外来的波斯及中亚的祅教美术的艺术风格，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葩。

（责任编辑：木兮兰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