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禅宗学说中，这一趋向更为明显。慧能的“本来无一物”是对佛教根本思想的一种通俗畅解。后来一些祖师的“佛祖西来意”、“佛法大意”之类的疑问，也是此种思想的鲜明展示。禅师们的回答多姿多彩，诸如“庭前柏树子”、“空中一片石”、“更要第二杓恶水那？”、“我宁可截舌，不犯国讳”、“系驴橛”，等等。在禅宗僧侣看来，对于那些执意求取佛教义理，准备将那充满神秘色彩、魔法般的剩遗物找出来的人们来说，这是在求取不可能的事情，是某些近乎神秘的崇高客体意识在作祟。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能够结合起来并发展下去，就是因为它在神性剩遗物的看法上与儒道文化不谋而合，它甚至将儒道文化中的剩遗物残留更彻底地剔除出去。

　　剩遗即非剩遗

　　——即体即用论不需要剩遗物

　　宋明时代的道学家试图将儒学中内圣外王的理想付诸实现。受到佛教的影响，他们采取即体即用的思路，也使得理学文化在剩遗物问题上采纳并创造性发挥了佛教哲学中剩遗即非剩遗的论证立场与姿态，这种变化既是传统思路的延伸发展，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总结。朱熹认为，不是在太极之先还存在时间上或逻辑上的无极，换句话说，这种剩遗物是不需要的。

　　道学家们在即体即用论上虽然有不同的走向，但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二程突出“显微一源，体用无间”、“鸢飞鱼跃”的道理，周茂叔不除窗前草，张载的“民胞物与”，朱熹的“理一分殊”，无不是即体即用思维的体现，没有根本的神性剩遗物的存在空间。此种学术传统的成型，主要受固有文化传统的制约，再加上数百年佛教论辩的影响，可能带有神性色彩残留的传统剩遗物及其思维，基本上都已被扫除殆尽。

　　我认为，在剩遗物尤其是神性剩遗物思维上极为薄弱，这一思路主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神性剩遗物的存在及思维基本上持排斥态度，言外之意在于，每一个体都要去除私心，每一个体都不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作为剩遗物最后根据地的个体及其隐私，也需要连根拔掉。当这种属于个人的（隐私）权利不复存在，将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捍卫个体（权利）的最后一根稻草？私有权利是一种神性的剩遗物，它能够抗拒那种要求普遍澄明的观念与实践，它亦能在神性的规范与指引下，不至于造成过度膨胀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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