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讯 （记者 姜小玲）上海签约作家沈飞龙历时六年、十四易其稿、删减18余万字才“磨”出来的长篇小说《书远堂六年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一书两版——普通话版和崇明话版，在近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引出一番争议：方言写作，对文学作品来说是锦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方言写作该怎样把握“度”，才不至于让不熟悉这一方言的读者“雾里看花”？

　　《书远堂六年记》以崇明岛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宅为背景，通过众多人物在1960年至1966年不同命运的描写，展示了极为特殊的恶与善并行的画卷；通过展示小主人公全面发展的成长历程，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校教育“唯分数”怪圈的深刻反省。小说以多元的生活积累提炼和丰富的细节描写见长，大量崇明方言入书尤显新奇独特。作家赵丽宏认为，崇明方言要用文字还原是很难的，如果不加解释，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 “但作者这一尝试很有价值，因为那些地方风俗只有用崇明话来描写才更贴切、更生动。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认为，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传承，体现了作者自觉的文化追求和执着的价值立场，对于开放的时代和市场化的社会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陈建功提出，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与汲取，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福音。但在这融合与汲取中，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有着信息单行道的格局，因此造成了原本缤纷的地域文化有被强势文化“同质化”的危险，由此引出对地域文化包括方言的抢救。其实，这种抢救的自觉，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风俗研究会所组织的，由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和庄尚严进行的“妙峰山调查”，从各学科不同角度对北京走会民俗事象的探究，就有某些抢救性质。在文学创作方面，老舍、李吉力人、沙汀等作家，也都有意识地保留方言特色。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导张振兴提出，吴语是方言写作最强大的一种语言体系，很多有影响的作品都用方言写作，比如《海上花列传》至今仍是一部经典。用方言写作是吴语地区的传统，我们不要轻易把这个传统丢掉，更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方言写作需要把握好“度”

　　中国的白话小说确实有掺用方言的传统，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主要掺用在对话之中，而且很少确定其流行的具体区域。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崇明方言研究专家张惠英认为，沈飞龙不但把方言的掺用扩大到对话之外的整个叙述，而且全部用真实地名，这就增加了使用方言的难度。

　　不过，在肯定方言写作带来“耳目一新”感受的同时，专家也提出，对一些不熟悉方言的读者来说，读这些作品颇有些艰难。比如记者随手翻阅看到一句：里场心聚了勿少小囡，一个小胖子轻蔑地扫了兄弟俩一眼说：“原来两个小娘精，剥卵脬打八折（没用）。 ”确实让人不知所云。作家叶辛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方言运用得好，可以凸显地方特色，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弄得不好反而弄巧成拙。当年小说《欧阳海之歌》也因融入方言引发争论。后来，陈毅出面说了一句：叙事用普通话，对话可用方言突出地方特色。总算平息了这场争论。由此可见，小说用方言写作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难以让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