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专业作家和打工作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亚乡土叙述的书写潮，打工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理应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一席

　　打工文学既然在此背景下出现，由于涉及的人数之多，提出的问题之突出尖锐，由它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极端复杂，它可以说是今天最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欲望化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现在把场景搬到了城里，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从而在今天的文坛上，它理应占有比较重要的一席位置。我们知道，当年中国有过著名的《包身工》；日本有过电影《啊，野麦岭》等；近年来，我国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由专业作者写成的“底层叙述”作品，如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贾平凹《高兴》，曹征路《问苍茫》，方方《奔跑的火光》，罗伟章《我们的路》，胡学文《飞翔的女人》，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陈应松《太平狗》，尤凤伟《泥鳅》，刘庆邦《我们的村庄》，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等等。它们虽然出自专业作者之手，但不能说与打工文学所起的先导作用，所提供的思路与资源没有深刻联系；应该可以说没有席卷中国的打工潮及其派生的打工文学，就没有后来这些文人的创作。

　　然而，文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壁垒森严、互不相干的情境下发展的，打工者与非打工者，专业创作与业余创作，打工文学与整个“底层叙述”，它们之间的界线很快被打破了，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这一概念。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60%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大都是指涉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把笔触伸向了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常常体现为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集中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便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已有相当作品表现着这类流动者、迁徙者、出卖劳力者的内心的感觉和复杂的情绪。打工者在写，专业作家也在写，于是已经很难分开；其写作立场或是启蒙主义的，或是自我言说的，或是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视角上的。可以说，今天，由专业作家和打工作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亚乡土叙述的书写潮。

　　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和怎样看待文学关怀，我的理解是既然“文学是人学”，它所有的观照对象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

　　这就涉及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和怎样看待文学关怀人的问题。它与打工文学的发展也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不妨作一点延伸。我感到，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我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在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生活现实，不能总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或者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是否应该正视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是否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智慧、财富、成功和生活价值观？不能老拿旧眼光看人，对都市中生活优越的年轻人，对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小资情调，不该一味责备，应该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可是，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可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有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还能叫现实主义吗，还是富于良知的文学吗？这里实际提出了文学究竟应该关怀谁、如何关怀等等值得深思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