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步一地说，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中国”，对于学术界来说还有太多工作要做。当葛先生在复旦大学展开他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时，从“他者”的眼光看中国，借以发现“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能看的真切的“中国”，想来是很重要的一层意思。因此，在书中他也同样花了很多笔墨解读古地图，解读那些燕行使、漂流船所留下的资料，因为那些资料最能凸显“他者”与“自我”的碰撞。而一个族群的“自我”的意识，最容易在这种碰撞中被观察到。
在疆域与民族问题上，当下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已经有一批一流学者长期致力于此。比如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的路径出发，姚大力从民族史的路径出发，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是如何破解现代“民族”（nation）的神话，但同时以适当的方式表述维系当下的国族认同。葛兆光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也类似。因此他绪论的副标题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一批学者解剖民族国家的历史神话及其建构性之后，学界已经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高度警惕。一般情况下，我们承认，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对共同体历史的追溯与表达，很大程度上是想象与建构的。
但是，面对中国，这种分析方式似乎既适用又不适用。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与传统时代的中华帝国之间发现断裂性；但另一方面，又有一条历史主线贯通其中。因此，从古典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中国的历史场景中，不是以话剧的方式截然换幕，而是模糊的、柔性的，这恰好符合钱穆先生对中西历史进程特点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