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着眼全局，效益最大化。福寿沟与城内三大池塘、几十口小塘连为一体,有调蓄、养鱼、溉圃和污水处理利用的综合效益,形成了一条生态环保循环链。

　　一座城

　　福寿沟能发挥作用,离不开一个基础:赣州城保留了古城墙和古城水系。

　　民间传说认为,赣州是座龟形“浮城”,不管江水怎样涨,赣州城都能跟着浮起来。现存的赣州古城,的确是由唐末五代时风水学家杨筠松选址建造的“上水龟城”,城形如龟,可以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

　　此外,建城时摒弃了当时流行的土城,改用砖石修砌城墙,并冶铁固基。道光时期府志记载:“州守孔宗翰因贡水直趋东北隅,城屡冲决,甃石当其啮,冶铁锢基,上峙八境台。”可知其法为:用石甃砌基址,再用熔化的铁水浇在石缝间,使之凝固后,成为坚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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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州古城的整体规划,处处贯穿着古人防患未然、规避洪涝的巧妙心思。离开这样的整体布局，福寿沟的作用再大，恐怕也难以维系今天的局面。

　　筑造符合力学原理的“浮城”、用铁水浇筑砖石城墙，这在古城防洪史上是个创举。赣州人还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历代以来不断加高加固城墙,戒备洪水。明朝初年,城墙只有二丈四尺高,到明末增至三丈三尺。

　　除了赣州，我国尚有寿州、文安、潮州、荆州、台州等十多座古城至今仍起防洪作用，其建筑思路对今人很有启发。

　　问诊：“城市水系”的前世今生

　　古城经验

　　中国古城防止内涝最重要的经验,是建设一个完善的城市水系。它由环城壕池和城内外河渠湖池组成,具有多种功用,被誉为“城市血脉”。

　　城市水系大致有10大功用:供水;交通运输;溉田灌圃和水产养殖;军事防御;排水排洪;调蓄洪水;防火;躲避风浪;造园绿化和水上娱乐;改善城市环境。

　　在这十大功用中,排水排洪和调蓄洪水对防涝至关重要。以紫禁城为例,明清时期紫禁城的筒子河和内金水河共长6千米,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长达8.3千米的河道,堪与水城苏州相媲美。筒子河蓄水容量为118.56万立方米,即使城内出现极端大暴雨,日雨量达225毫米,城外有洪水困城,筒子河无法排水出城外,紫禁城内雨水全部流入筒子河,也只会使其水位升高0.97米。因此,自明永乐十八年紫禁城竣工至今近600年,城内无一次雨涝致灾的记录。

　　但水系不是建成就能一劳永逸的,必须重视城市水系的管理与维护,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纵览历代京都对城内排水设施的管理情况,以宋东京城、元大都城较好,而唐长安城欠佳。明清时期,北京的水系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制度健全,赏罚分明。紫禁城每年开春淘浚沟渠,明代已形成制度,清代沿用,使城内排水系统畅通,有效地发挥了排水排洪作用。

　　其他名城,如广州、绍兴、苏州、济南、杭州、温州、福州、松江、嘉定等,历史上排水系统管理均较好。苏州在明清两代共疏浚市内河道11次。苏州自宋嘉定十六年至清顺治十五年400多年无水潦之灾,与河道管理得好是大有关系的。

　　今日忧患

　　令人尴尬的是,进入现代化时期,“水潦极少”的古城们体积不断扩容,应对内涝的能力却有所下降。

　　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轻视管理。依旧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调查,“北京市近8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5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占管道直径的65%以上。”目前实行的《北京市城市市政排水设施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于1986年初,距今已有25年,已经严重落后于北京市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这种设计技术的落后和管理的落后是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