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注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浩然正气的崇高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意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维方式；重修养践履、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不尚玄虚的唯物主义精神；强调整体利益、群体利益、群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观念；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明公私之分、义利之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勤劳勇敢、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等等，都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然而，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传统文化的普遍原则与特殊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存在“认同”与“适应”不能兼顾的问题。不脱去旧时代的服饰，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就不适应现时代的需要；而脱去了旧时代的服饰，又难以与“国学”本身相认同。

　　例如，儒家讲“克己复礼”，从抽象的意义上看，这个“礼”固然可以视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但在孔子那个时代，“大人世及以为礼”，民主时代到来后，这种“礼”就变成了“非礼”。如果我们舍弃“礼”的时代内容，从抽象的意义讲“克已复礼”，就未必是传统儒学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史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揭露了封建罪恶的思想根源——传统儒学的实质和危害，掀起了思想变革的启蒙浪潮。

　　李大钊尖锐指出：“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已经成为“历史的堕力”，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难道不应该清除吗？

　　有些人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无尽眷恋，极力从古代儒学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他们用儒家精神醇化世界的遐想，以儒家“心性智慧”解决现代危机的诉求，既缺少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又缺乏充足的历史根据和逻辑力量。这种保守而又浪漫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太多的文化支持，反而会造成一些思想障碍。就连境外有些学者都认识到：“在一个不复为儒家信仰提供现成表达形式的社会里，生活在那样严苛的标准之下，倘若所需要的正确献身标准尚未形成，则无论是礼义、教条或者普遍承认的政治社会规范，将给个人内在的献身带来巨大的负担。”

中华民族如果不从小生产和宗法制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中挣脱出来，就不能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和从专制、人治向民主法治转变，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就没有指望。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