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孔子，曾被困于陈蔡，电影上的孔子，被困在了平庸的镜框之中。

　　作为电影，《孔子》是一部过于保守的作品，看了开场的五分钟，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摄影、剪辑，一切都那么平平无奇。那个覆倒又立起的欹器仿佛是全片一个隐喻，告诉我们藏在这个貌似古奥的作品后面的，是多么可怕的直白。

　　《孔子》再次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问题：如何在银幕上表现我们的文化英雄？

　　一部英雄的传记电影，可以有很多种办法来塑造伟人的高大形象，其中最笨的一种，就是让伟人自己出来告诉大家，他有多么伟大。不幸的是，《孔子》恰恰就是这个思路。

　　片中的孔子几乎成了一架复读格言的机器，而往往是格言警句还没念完，甚至还没开始，赵季平的交响乐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提醒大家“立正，格言来了”！有心人可以注意一下“格言加交响乐”这种招数在片中被重复了多少次，要不是周润发老到的台词功底，保不齐会笑场。发哥伟岸的身形和炯炯的目光，成为了这种贫乏的一个挡箭牌，不知是幸或不幸。

　　画面：平淡如电视剧

　　用电影的手段表现伟人，各国电影人有各自的招数，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画面是国际语言”的假设，多少有点出入。欧美人拍基督或者天使，多半会采取逆光拍摄，正面补光的办法，拍出此人“身负神的旨意而来”的威势，背后强烈的光芒隐喻着神恩眷顾。与此相仿佛的，是拍摄“神性景观”时，好用浓密云层中透出的缕缕笔直的光线，大自然普通的现象，在西方人眼中却隐藏着天国的旨意，仿佛救赎人间的使者。这些气势非凡的场面都是既有西方文化背景，又符合电影特性的手段。

　　日本人拍武士，就不用这种手段。他们注重的，多半是人物的姿态和表情，以及画面位置和周围人物的衬托，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对比。中国内地电影在17年电影期间，也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赏善罚恶”美学，简单说，就是拍好人必用仰角、平光，拍坏人必用俯角、光源来自下方，好人站得高，坏人站得低，老观众都很熟悉这套编码系统。李向阳和猪头小队长出场，不用说话，观众一眼就分得清善恶。与此同时，香港人也发展出了一套拍英雄的办法，关键要素之一是利用“时间的特写”———慢镜头来表现英雄的威势。

　　用这个角度去看《孔子》，你会发现其背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在支撑。除了让发哥一脸真诚地面对镜头讲格言之外，导演似乎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塑造英雄的理念。各种办法都用了一点，但都没用到位。全片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在用平视镜头拍孔子，然而在构图、场面调度方面均平平无奇，内景不断的正反打让人以为在看电视剧。你要说他是在蓄意强调“圣人也是普通人”吧，“儒道高峰会晤”那段显然又不是，说明导演还是想突出孔子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最要命的是，就连这种“没风格的风格”也没保持住，从季孙斯遣人迎接孔子回乡开始，视听风格陡然大变。孔子及其弟子先是在逆光中傲然挺立，秀了一下“英雄群像”，然后又是在“神光护佑”下返回了鲁国，这些都显然是在乱抄西方电影。此后孔子跪拜故城一节，又破天荒用了一个仰镜头。看这意思，是在恭维“丧家犬”的崇高理想终于得到了故国的承认，可是难道挨饿受冻的孔子就不崇高了么？这一记仰视，给得未免有点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