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二、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守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则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当一个人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

　　三、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