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异军突起，肇始于他们取代桐城派在民初北大文科的势力之时。具体说来，缘于其师章太炎对“魏晋文”和“唐宋文”的分疏及辨析，他们最终摒弃了原先喜爱的桐城派文风，并将这种观念带进了民初北大，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桐城派的激烈交锋。一方面，他们运用其擅长的小学，新开设了不少文字学课程，这明显是以朴学考据为武器，击中了桐城派“以空文号天下”的流弊。另一方面，黄侃等人还极力表彰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骈文，由是更与素来推崇唐宋散文的桐城派发生直接冲突。经过这场“骈散之争”，桐城派在北大文科的势力彻底动摇，“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今天看来，这在中国近代文学嬗变历程中无疑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在此之后，多数章门弟子仍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进一步开辟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局面。其中，钱玄同揭B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因此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革命口号。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通过与《新青年》的合营，充分阐明了白话文的价值，并积极探索白话文创作经验，改正了陈独秀、胡适原先的不足，同时还运用其名人效应张大了《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使“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他们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学的价值做出了重新评估，提出了“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的主张（周作人：《国语文学谈》），从而将文学革命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

　　章门弟子与近代伦理思想变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是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重要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将奋斗目标从文学形式的变革及时转到思想内容的革命，缘是在伦理道德领域掀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道路。具体说来，他们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态度，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了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从而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网罗，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充分发扬章太炎所提倡的“依自不依他”精神（章太炎：《答铁铮》），在早期“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基础上（鲁迅：《文化偏至论》），进一步倡导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他们不仅尖锐针砭“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随感录三十八》），而且明确指出“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同时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由是鲜明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奋斗宗旨，在社会上“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

　　章门弟子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

　　章门弟子运用其小学专长，在国语运动与汉字改革两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语运动中，他们首先通过“读音统一会”上的联名提案，使章太炎发明的注音字母成为民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套注音方案。此后，他们又积极编订《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教科书，使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两大潮流“合而为一，于是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