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失传统，“五四”以来的文学始终在以“五四”为原点的小传统中行进。民主、平等、科学、友爱等主题，始终是“五四”前后和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精神向度，但是，由于缺失了传统，中国“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处于不自信的状态。这可以从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信中和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进程中看出来。鲁迅在信中评价当时中国的作家们普遍地没有资格获奖是中肯的，因为当时的文学处于“拿来主义”的实验文学，还不成熟，最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处于劣势。而先锋文学首先就是在一种反叛中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他们学习西方各种文体，在文体上首先革新了中国的文学，给当代文学带来新气象，但是，很快批评家们就发现他们是“拿来主义”者，于是，将他们冠之以“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由于仅仅学习了文体这一皮毛，没有文化上的自信，以及自信的读者，于是，他们很快又一一退场。在先锋文学之前，也曾出现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阿城的《棋王》等极具古典审美意境的小说，但由于数量极小，很快被归入寻根小说等行列中被淹没。在先锋文学退场后的1990年代，出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柏慧》、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先锋小说的地位，而且长时期地被关注和评论，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有意续接了中国传统文学精神。

　　《白鹿原》真正的贡献在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自“五四”以后第一次得到张扬，它续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因此，一些批评家认为，整个新时期长篇小说值得重读的经典不多，但《白鹿原》可算作一部。事实上如此，在《白鹿原》所描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礼教统治着人心，这是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真实。即使在今天，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是在传统的礼教道德支配下生活，还存在男尊女卑、礼教束缚人的现实，但是，《白鹿原》让我们又一次质疑，如果人与人的交往不讲求仁爱和信义，夫妇之间没有了忠诚和贞爱，家庭长幼之间不能以礼相待，人独处时不能慎重对待自己，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伦理观念？如果没有了这些伦理观念，是否人人都会变成鹿子霖家一样（以失败而告终，这与《百年孤独》的结尾一样）。从历史上来看，人比动物高贵就在于有伦理和道德，如果没有了伦理与道德，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分别？于是，《白鹿原》留给我们的问题便是：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传统儒家的伦理观念？如果需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儒家？如果不需要传统儒家的伦理精神，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伦理精神？

　　史铁生则在《我与地坛》中营造了一种类似于《红楼梦》大观园荒弃之后的感伤景象，同时还有庄子式的质疑。在这篇长篇散文中，道家式的终极追问处处设置，加上寂静而荒芜的公园，使这篇散文充满了自明清以来中国文学中弥漫的感伤气氛。其实，作者并不完全是感伤的，他常常似乎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和阳光，所以荒芜中透着一种欣然。这是一种古典的诗意，因为这种诗意，这篇散文久久地抓着人心。这种美学意境并非教条地学来的，而是思考和体验所得，其中，渗透在作家生命中的文化基因也许是作用之一。张炜的《柏慧》等作品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它张扬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文人精神，这种精神缺失久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争，2000年以来关于“当代文学是否垃圾”之争、近两年来批评界批评中国作家普遍失语与一批作家的自我辩护、文学是否活着的争论等事件说明，作家们正在痛苦地思考、选择和慎重地发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文学市场的干扰、转型期整个社会的道德重构以及与世界文化交融中的混乱都影响着当代作家的精神状况，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种种困难。在这段时期，我们看到，一些作家、诗人开始转向历史写作，重构历史、虚构历史成为热点。在向历史迈进的过程中，张炜在《柏慧》中所探讨的关于自然、生活、生命、爱、友情等主题，特别是他一直追问的道德大概代表了一些作家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