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三条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

 

中国文本典籍之丰富，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书，不包括《资治通鉴》，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还有各种野史笔记，也都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史书之外，还有丛书和类书。当然按传统的“四部之学”，史书是“乙部之书”，另还有经部之书、子部之书，以及数量更大的个人作品集，也就是“集部之书”。

 

这么多的典籍，专业的研究者尚且望洋兴叹，我们一般的公众，该读些什么书呢？过去做学问打基础，或者想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最初步的是要读“四五四”和“百三千”。“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从前的发蒙读物。“四五四”是“四书”、“五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读，选读也可以。像《史记》，主要需要读传记部分，共七十二篇，故事性强，不难读的。除了“前四史”，这几年我一直提倡读一点“经”。现在大家讲国学，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词在《周礼》里面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不是历史上的国学，历史上的国学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今天讲的国学这个概念，是晚清出现的，可以叫做现代国学。至少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里，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还不一定是最早。讲国学最多的是章太炎先生。他一生有四次大规模地讲国学，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过去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说的“读书必先识字”。章太炎先生就是研究文字学的大专家。还有一个是经学，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诗是《诗经》，书是《尚书》，礼是《周礼》（还有仪礼、曲礼，称“三礼”），易是《易经》，也叫《周易》，乐是《乐经》。《春秋》也叫《春秋经》，因为是极简短的史事记载，必须借助于几种“传”方能看得明白。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我以为《左传》最重要，最便于阅读。由于《乐经》后来没有传下来，空此一“经”，所以便有了“五经”的说法。

 

现在关于国学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国学就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范围太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说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这是学术史的一个流变过程。可是我觉得，要是把国学看成中国学术史，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一般的民众怎么可能进入呢？因此我很赞成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的观点，他说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马先生的定义的好处，是抓住了中国学问的源头，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称作国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六经”里面。而且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中小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应该设立“国学课”，内容就是以“六经”为主。由于“六经”的义理较深，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语》、《孟》实际上是“六经”的通行本。熟悉了《语》、《孟》，也就熟悉了“六经”的义理。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应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如此长期熏陶，循序渐进，百年之后，“六经”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