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是两个字：“忧患”，有的来自自然界，也有的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可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 “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就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

 

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华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孔子有“忧”也有“乐”，比如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

 

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上下相安”。归总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