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只有一首是好的，戴望舒的《雨巷》”

　　书中，季羡林回忆了多位中外恩师。中国四位恩师是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和董秋芳，其间也涉及到当时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口述对话中，季羡林首次“点名指姓”地评价了当时诸多名士及作品。

　　回忆到老师胡也频的时候，季老谈到了丁玲，“我对她没什么好印象，拿胡也频当手杖”。他还批评丁玲写的《母亲》，“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啦。后来我就说她这个脑袋里边啊，就是不认爹和娘。她写的这个《母亲》挺蠢的。”

　　季老还说到，因为当时批评丁玲的一篇文章还惹了麻烦，“郑振铎有一天碰到我说，文章惹了麻烦，我说谁说的，沈从文。沈从文大概很早的时候和丁玲一度有恋爱关系，住在西山。我后来还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在中国作家中，我很崇拜沈从文。”

　　谈到文艺作品，季老也是“爱憎分明”，“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茅盾的那文体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但是对于巴金和沈从文，他则是推崇备至，“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拿诺贝尔文学奖金，中国唯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对于诗歌，季老也表示，“对徐志摩并不是太欣赏。”“新诗只有一首是好的，戴望舒的《雨巷》。”

　　■几段感情纠葛均有提及

　　在《我和父亲季羡林》里，季羡林儿子季承披露了季羡林留学德国时的跨国恋，一时间引起各界的热议。在已经见报的报道中，很多媒体说伊姆加德是季羡林房东的女儿。但根据季羡林口述，伊姆加德是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的房东的女儿。

　　“田德望是公费到意大利留学，后来公费没用完，就到德国去学波斯语。季羡林去看田德望的时候，认识了房东家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蔡德贵说，“季先生和伊姆加德的关系是后面几年发生的事情，1940年左右，当时季先生和国内的亲属音信全无好几年了，家里人到底怎么样，当时的他一点概念没有，1945年，因为季羡林的恩师去英国剑桥大学，让季先生也去剑桥，伊姆加德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但季羡林表示要回国看看家人的情况，到了上海，千方百计打听到家里人都非常安全，他就下决心不走了，把瑞士的两块金表当了，换了钱，寄回老家。”

　　对于感情问题，季老还提到了1946年他回到北大工作，当时中文系主任马玉藻的女儿马理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汤先生就派马理给季先生当助手。马小姐也有意于季先生，但他当时碍于济南老家叔父的威严等原因，还是拒绝了。后来马理生活也并不幸福，患肺结核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季老觉得感情上有点亏欠。

　　■“什么叫国学，谁也没有说清楚过”，晚年力主“大国学”

　　本书取名《大国学》，蔡德贵说，这是季老晚年最关心的课题之一。“就是想阐述一个基本的原理，所谓的国学，从来没有统一过，什么叫国学，谁也没有说清楚过，胡适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现在一般人讲的国学是汉学的一部分，季老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祖国大家庭是56个民族的，这里面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属于国学的一部分，所以他特别谈到了汉学之外，满学、蒙学、藏学，包括回族的伊斯兰学，这些都应该纳入到国学范畴里。”

　　对于新儒学，季老也有自己的看法，“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啊。”他还谈到了“士”和“侠”，关于“士”，季羡林说，“我说这个中国的士，士可杀，不可辱，这个士啊，世界任何语言都翻译不了。士，不是学者Scholars。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叫做士，单纯知识分子不能叫士。Scholars是读书人，但是必须加一个Chinese scholars，才相当于士。我们对士的要求，西方完全不懂。我们的击鼓骂曹，西方就是不理解，我多少懂一点，祢衡骂曹，祢衡这种人，西方不提倡。我就说，中国的士啊，是很值得研究的。”这样的“士”在他看来，比如梁漱溟，比如傅斯年。

　　谈到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观，季老想到曾经建议奥运会抬出孔子，因为“六艺”里面是有体育的。但是大量报道中称张艺谋曾到301医院咨询过季老的意见，季老断然否认，“没来过。”作者提示道，“就是那个电影导演啊。”季老说，“我知道，不认识这个人，名字知道。”

（实习编辑：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