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功能进一步拓展，由关注“精神文明”转变为引领社会风气，重视感化教育。1933年丁文江针对日本侵略国民的社会觉悟问题，提出了“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抗日的效能和青年的责任》，《独立》第三十七号）。

 

在抗战期间，文化的视角更深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如萧公权在1947年，《大学生的抱负》中说“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文化性在社会领域“责任与担当”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

 

第二，传统文化倾向于自省自立、自主自强。

 

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类战争频繁，军阀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促使国人审慎地看待传统、历史、文化等问题。经过比较鉴别后，文化倾向于自立自强。如傅斯年在抗战两周年之际著文：“我们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傅斯年选集》）

 

再联想到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的论断，可见文化自豪感逐步增强，以至于王云五在1944年详细论证“日本的文化本由我国东传，久而久之，我国随时代变迁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却继续使用”（《新名词溯源》，王云五著《旧学新探》）。

 

随着文化民族性地增强，国人对于民权问题逐渐融入文化的内涵。胡适《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著《丁文江传》）

 

第三，传统文化注重于融合中西、发扬光大。

 

首先，政界认为应该在科学领域赶上西方。在抗战期间，王宠惠在刚任完外交部长的1943年撰文，再次认为“战后之文化建设，绝非某一种文化推行于全世界”，我国“道德之修养，为发扬我国固有文化；而科学之运动，乃对西方文化之迎头赶上”，这样“我国数千年悠久之文化，必将对新时期的文化有重大贡献”。（《文化建设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一号）

 

其次，教育界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必须学习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如蒋梦麟抗战期间写了《西潮》一书，书中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再次，学术界则认为，若未来不加以融合，外来文化在中国将不会发挥作用。陈寅恪在1931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真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我们自古就有“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文典研究传统。胡适的历史考证法是“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这次国学讨论（包括两位先生）的启示是：先不要忙于国学的“立场”和“质疑”（如新文化的“中国道路”或文化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多找国学史料，沉下心来多做基础性工作，然后再谨慎合理地探索“国学”结论。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