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近百年来，冷热起伏，几起几落。拥戴者，奉若瑰宝，誉为济世灵丹；弃之者，视若鸦片，恨其铲除不尽，恐再“吃人”。

　　其实，任何企图用简单话语归纳历史的做法,都是粗暴的和捉襟见肘的。

　　钱穆先生说，对本国历史要持一种“温情和敬意”。

　　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那种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年代，当时的精英人士，对家国恨铁不成钢，骂几句祖传典籍，说点“砸烂”、“打倒”之类的话，也确实是出于一种责任情怀和担当意识。不过有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也未必都是理性的，家道衰落了，不定全是那些祖传典籍惹的祸嘛。历史，是一个复杂得不能用任何单一方式注解的复合体，任何企图用简单话语归纳历史的做法都是粗暴的和捉襟见肘的。同样，在今天这个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华家邦兴盛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也未必都是理性的，什么典藏翻出来都能“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恐怕又是另一种“夜郎自大”式的“笑傲江湖”。因此，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堪称经典的宝藏，更需要悉心阅读，理性梳理，全息认知，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美好、持续地活在一个既不自失，也不盲从的精神家园中。

　　在当下，要想全面认知民族传统文化经典，必须从触摸元典开始。

　　曾几何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忽如一夜春风来”地“花开遍地”，大小书摊，琳琅满目。几千字的原典，能解读成数十万字的“砖头”，你方抡罢我方拍，其中有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者，也有“文抄公”、“瞎蒙公”之流，更有“膨化酥”、“注水肉”之类。总之，借经典的灵堂，哭自己恓惶者居多，如果一味地想从这些被彻底稀释的“软阅读”中，获得文化典籍的原味汁液，多半会倒掉胃口，甚至完全看轻典籍的价值，直至成为新的传统文化“蔑视着”。

　　其实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这样的开始。孔子是一种开始，他从周文化元典开始，孟子也是一种开始，他由孔子开始，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是又一种开始。这种开始都有从元典出发的特征，梳着梳着，后面越来越粗的辫子，就未必还是原来的那缕头发了。今人梳出的一些“花辫子”，更是焗、烫得油汪水亮，再硬接到孔、孟者的发髻上，文化的庄严感顿失，想要发扬光大，岂不贻笑大方。

　　尤其是近年流行的典藏“修缮”热，更是牛头不对马面，无论是《三字经》还是《弟子规》，这些传统文化的浅显读本，都因具有所谓的“实用性”，而惨遭阉割，生生搞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拉郎配”，让人读后哭笑不得。问题都出在我们总是怀疑别人的判断力，总是想给人一个现成的思想让人“就范”。因而，便搞出了许多非驴非马的“精心”篡改。这种篡改的结果是：传统的似乎很现代，现代的似乎很传统，让人更加难以对这些典籍有好感。至于各类与当下经济社会直接“对号入座”的“演义”读本，就更是远不止“三俗”，读后只会让人对被阉割的传统经典敬而远之。

　　读中华元典，不仅是对文本原义的回归，更是对历史人文图谱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