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大多采用了城隍神源自水庸的说法，甚至有人调侃地说，广州人有“水鬼升城隍”一说。

 

这种说法倒不是近年专家所独创，远在唐朝，便有一位叫吕述的人提出这一说法。到了明朝又有两位学者沿袭这一说法，王崇简和孙承泽二人甚至把城隍上溯到尧帝的时代，他们认为墉字与隍字同义，因此，水墉跟城隍是指称同一个神明。

 

其实，早在1935年，邓嗣禹先生就在其论文《城隍考》中论述了这一说法的谬误。邓先生认为，城和墉二字只见于金文，而不见于甲骨文，而隍字更是两者中都不见，由此可知，这些字的起源并不是那么古老，要上溯到尧帝时代自然是不可能。此外，邓先生指出，城和隍二字最早见于《周易》，但是二字连用，最早是见于班固的《西都赋》的序中，“京都修宫室，浚城隍”，文中的城隍指的是城池，而非城隍神。其后邓先生又举出《梁书·陆襄传》和一首唐诗为例，说明城隍一词常是用于指称城市或城池。水墉实际上是沟渠，与指称城市或城池的城隍，意思相去甚远，把两者说为一物，实在是牵强。

 

不少地方把当地的城隍神附会为上古的历史人物，例如春申君、纪信、灌婴等名人，殊不知，根据邓嗣禹先生的考证，城隍神的出现应在公元六世纪中叶，亦即南北朝时期。

 

因此，那些以汉代甚至更古的历史名人作为城隍的传说自然是后人附会。同样地，把城隍说成源自水墉神，也是有人希望通过跟儒家经典挂钩，好让城隍可以在正统的礼制中获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