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的现代表达与形式分化(2)
2011-07-26 11:43
现代题材的剧目需要历史的宏大叙事,也要有个人的命运周折;需要角色的预设交锋,也要有人物的情感冲突;需要背景的多重指涉,也要有时代的浓烈气
现代题材的剧目需要历史的宏大叙事,也要有个人的命运周折;需要角色的预设交锋,也要有人物的情感冲突;需要背景的多重指涉,也要有时代的浓烈气息。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可视为处理现代题材的标志性作品:纯真质朴、活力饱满的剧种气质契合了世纪之交农村社会变革的现实所蕴含的蓬勃的冲动与希冀;剧作择取农村代表性的现实事件“打工与留守”,表现既有民间信念又有现实理想的“大时代背景下普通女性”的悲情与自强。其中,女性情思的涓涓细流,因为有了时代的支撑,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宣扬主旋律所必须的“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社会价值,凄美的现实题旨与唯美的舞台表现缠绕绵延,时代的气场、生活的细节与人物的情感被诗化、戏曲化,在和谐隽永优美的韵味中铸就了崇高的剧目品格。
别林斯基说过:“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成为某一时代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相对而言,在对现实的表现上,话剧似乎更能进行自如的表达。话剧《黑石岭的日子》融会了多种艺术手法来丰富其表现力,其中,极为冒险地在“语言”的艺术中设置了“无声”的角色。矿山里一个坚实、隐忍、善良、无私的男人刘老黑因矿难损伤了声带,却默默而坚强地活着。世事沧桑,他常常竭力发声而不得,而正是在这无声的间隙,他的愤懑、痛苦、自责、满足、喜悦、宽慰,依然汹涌如潮,倾泻而出,一次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剧中不断强调的主体精神内涵是“生死相依”,但更深层次的情感应该是黑子所背负的“一个人的生和九条命的死”所生发出的生命的伟大意义——回报和奉献。该剧有外部事件的集中和延续,也有刘老黑内心的争斗和抉择,有历史叙述的支点,也找到了指涉现实的着力点,并顺势而为,极为巧妙地解读和颂扬了政府关注民生、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伟大举措。
形式探索要坚守戏曲主体意识
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发展的趋势是“分化融合”的,戏曲也是如此。但由于很多剧目从剧本开始,戏曲思维便已弱化,在二度创作中,也不甚注重戏曲的结构,失却了“戏”的完整性,成就了“曲”的独立性。
北方剧种的“唱”堪称一绝,均兼有极强的叙事能力和抒情能力,可宏阔高远直上云天,亦可浑厚低回藏于谷底。京剧、豫剧、秦腔、评剧等剧种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都可称得上是中国一流的歌唱家,他们的“唱” 无需任何的配器便可占据整个舞台,他们的演员无需强化便已然是戏剧的中心。北方剧种的“唱”也由此更加的出彩,甚至成了“戏之所系”。由于这种“唱”有天然的优势,加之戏曲音乐交响化已经由一般的场景音乐交响向角色唱腔交响渗透——在音乐设计上,仍基本保持本剧种人员担任唱腔设计,歌舞剧院或交响乐团的人员担纲配器,北方剧种“唱”的强烈冲击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剧种音乐的优长却似乎并没有得到提升,有时甚至是难以兼容,合则两伤。像京剧、豫剧、晋剧这样的大剧种,声腔特点鲜明,底蕴深厚,在交响的“夹缝”中不落下风,而且还能始终保持清晰的行当特点。如晋剧《傅山进京》的唱腔设计是一位专注晋剧音乐50年的老艺术家,主演谢涛又是新时期晋剧代表性表演艺术家,由山西爱乐乐团坐镇后场,坚持晋剧既激越粗犷又圆润工细的品格。但是,也正因为要在交响的裹挟中表现剧种声腔的个性,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分张扬,以至于唱腔难以顾及人物的情绪变化和情感层次。另外,尽管北方剧种以唱工上佳为要,其传统声腔和表演也是能相生相合的,但在交响的构思中,音乐的自主发展建构,自我绵延接续,加之主题先行,使本已弱化的表演在其中难以施展,更无完整呈现。如现代京剧《生活秀》,艺术家们气韵悠长的唱腔找不到形体依附,便显得过于自然随意而失之京剧传统架势风范(其中也有剧本的因素)。这对讲究唱做一体的南方剧种而言,无疑更是一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