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书画的精气神(2)
2011-08-01 09:31
20 世纪的中国人物画以对西方写实主义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描绘,变革力度最大。黄胄认为学画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守是守不住的,一定要攻。
20世纪的中国人物画以对西方写实主义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描绘,变革力度最大。黄胄认为“学画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守是守不住的,一定要攻。”因此,他一直坚持“必攻不守”的治学精神,将速写与水墨相融,并不断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完善风格样式,为中国人物画创作开拓出彩墨华章的新天地。
在20世纪中国画努力向现代转身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对于平凡事物和现实生活的精神诠释,充盈了中国画的气血,也与观众之间形成了心灵共鸣。写生是他们面向生活的最直接的手段。西学东渐将西方绘画对景、对人写生的方式带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也深深影响着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思路。潘天寿深感这是“造艺之本”,1955年开始,他几次赴雁荡山写生,尝试着将近景山水与山花野卉、杂草丛篁结合在一起,山水之境扩大了空间又不失花鸟情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意喻相融。李可染1954年与张仃、罗铭同行的首次长途写生,促生了中国画界的写生热潮,也带来了山水画形态的转型。两年之后,他再次长途写生,历时8个月,行程数万里,作画近200幅,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冲破了传统中国画程式的藩篱。西北新疆一带是黄胄主要的创作生活基地,几十年间,他始终秉持老师赵望云面向生活的写生传统,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将个人情感与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熔为一炉,以“生活之路”拓展了中国人物画的现实主义道路。
三位大家的身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曾经历过战乱,却都未舍丹青之志;他们都曾经历过“文革”并遭批判,以至于潘天寿在悲愤中长辞人世;创作与教学是他们毕生的事业,潘天寿和李可染以各自的教学思想完善了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黄胄则参与创建了中国画研究院、筹建了炎黄艺术馆……
风吹雨打中是什么成就了累累硕果?高远的追求赋予了他们坚韧的精神和激扬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书画不是遣兴之私物,而是为公之学,关乎天下与民族。因此,在西风劲吹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文化遭到批判的岁月里,在中国画饱受争议的环境中,虽然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要解决的艺术问题,其艰巨性、复杂性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画画家所不能与之比拟的,但独立的思想和高尚的人品,让他们拥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终承传统之学,开艺术新境。其间付出了多少艰辛?又承受了多少苦难?这是今人所不能想象的,却是最需要今人反思与学习的。那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永远珍惜,尤其是立于天地而不散的精气神!
(责任编辑:潇湘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