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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的屈原: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沟通问题

2009-04-11 15:39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 作者:佚名
屈原由“得势”到“失势”的过程,有很多人说,“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作为一名政治家,总难免有这一个得失之势的过程,对于一个“新人”更是如此。

我们知道,经济为社会的基础,研究历史的人应当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的,故读史者,当多方涉猎,心平气和,观理入深,佛家所说的“帝网重重”,光光相入设譬,便是其理。

身为文人的屈原无疑是历史上浓重的一笔,但身为“政治”的屈原“职场”的屈原,我们从中又可以看到什么呢?下面不妨就从“政治”,“职场”的角度来切入屈原这个人。屈原先为文人(文侍),后为政家(左徒),其一生的职业操守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施政的手段,却可以说是一种被理想化的模式,但凡是理想化的东西,却并非没有其“现实”的意义。人们总记得屈原落魄遭弃的时候,却往往对屈原曾经的“风光无限”知之甚少——这里的“现实”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楚国当时的“现实”,一方面是屈原的政治作风对我们当今社会施政者的“现实”意义。温总理也曾援引其诗便是一个例子,这里先按下不表,单说第一方面。楚怀王初为六国的“纵约长”,在早期进行过一系列的内政改革。这个时候是屈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举贤才而授能”,“受诏命”而“造为宪令”,“明法度之嫌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更有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的身份,在楚国政坛如一颗冉冉新星腾空出世。此后便是众所周知的张仪入楚,联合靳尚并公子子兰这些旧系“亲秦派”一同打压之下,屈原逐渐失势。

屈原由“得势”到“失势”的过程,有很多人说,“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作为一名政治家,总难免有这一个得失之势的过程,对于一个“新人”更是如此。但是,史书采载楚怀王“王怒而疏屈平。”简简单单地便将屈原调离权职的过程掩过,其中原委,定不是简单的几句谗言便可做到的。其中有屈原与同僚由来已久的矛盾因素,但究其根本,真正能够决定屈原被罢逐这一前程的实权不在靳尚,不在张仪,甚至不在屈原自己,而是在幕后的决策层——楚怀王那里。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如何平衡手下的各个势力是相当重要的。

起初楚国身系天下,楚怀王励精图治,要的是做出相当的政绩,令其表率于六国。这个时候,是否会牺牲一部分人(也即所谓的旧势权贵)的利益?是否需要有一个敢于精忠报国,能于发号施令,勇于承担一切后果的人出现?答案是肯定的。当改革初见成效之时,楚怀王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心生骄纵,自以为距离当初的目标指日可待(从楚国听从张仪几次伐秦便可见端倪),便逐渐放缓了锐利的作风,开始寻求下一步的施政方针——一种更为“和谐”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种政策的调整本无可厚非,一名领导者,要考虑的自然是多方面的。作为楚怀王,我们可以设想到的是,按当时的形势要求,他想要做的首要的就是要先“变”——俗称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再而“稳”,其次“稳中求变”。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楚怀王已料到守旧派嗅到自己的施政方针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果不其然地,守旧派看准时机,趁机发难,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看似一切都进入正轨,看似楚国超过秦国问鼎只是时间问题的情况下,楚怀王想到了要牺牲屈原。

屈原作为一个如此身份的人,被推到了风云际会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他的使命,或者可以说楚怀王,也就是其领导的赋予他的使命,便是充当这样一个角色。于是,我们再来理解屈原的无奈和痛苦,理解他如此汪洋恣肆地挥洒他的文采,便不难了。其实在此时,屈原并非没有“表现出危机处理的能力……表现出起码的沟通的诚意”。身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早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所以他最担心的并非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国家的现状。他曾经几次找到楚怀王,尽述楚国现状并不是楚怀王想象的那样,改革远没有达到功德圆满的程度。所以,就算是要牺牲我,也不急于在这个时候!但趋利之心,人皆有之。楚怀王自己心中早已经对当时的局势有了自己的判断。楚怀王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并非昏昏之辈,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对当时的局势作了不为客观的评价——好的意见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被采纳的。因此,屈原的“诗兴大发”所想表达的并不是个人的自暴自弃,孤芳自赏,更多的是对当时时局的担忧和对楚怀王和有识之士的警醒。屈原一被放逐,楚国便一日千里,这也恰恰可以充分地体现出屈原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屈原的人格,操行和文才自古以来无可否认地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恰恰是这些诗歌和史书,让许多人了解到了这个牛鼻子脾气,刚正不阿的屈原。但很多试图从平民化视角去重新审视屈原的人恰恰也忘了,我们读史,恰恰读的也是一个史书式的屈原。因此很多人也早早指出他执拗的性格所产生的利弊两面性,但这就是研读历史普遍触及到的局限性和广泛性的问题。所以,在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一分为二”法便成为了把握客观性的一个标尺。我们自然不能“草率地将屈原不得重用的原因归结于当时楚国政治的昏暗”,但也不能草率地认为“怒而疏”的结果是屈原一人的职责。何为“有效的沟通”,或者说,何为“沟通”,如若没有双方的平心客观地参与,便不成所谓的通连的条件,从而也就更谈不上“有效”了。所以,如何将单向的陈述变为双向的沟通,不仅是当时屈原和楚怀王两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无论你身为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天天都要面对的课题。

(编辑: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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