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时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他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掠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任正非还仿效《鞍钢宪法》搞出一部《华为基本法》，他在公司内部开民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行迹具有强烈毛式痕迹。

在我接触过的企业家中，如今身陷大狱的牟其中可能是最虔诚的崇拜者。我亲眼见过他谈到毛泽东时，两眼湿润的景象。这位中国企业史上的第一个“首富”，从来就是政治情结十分深重的人，少年时，他曾经因写作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文而入狱。经商后，他无时不以思想者自诩，颇有替天行道、经略中国的气概，到后期，他甚至梳起了一个毛式大背头、还学毛的作为，故意去长江游泳，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那种不切实际的治国幻觉，最终让他在商业上一败涂地。他大概是最劣拙的模仿者。

在中国保健品市场创造过三株奇迹的吴炳新是第一个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淋漓尽致地施展于市场上的企业家，他自称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1996年前后，他用刷标语的方式将三株的广告做进了全中国所有的乡村，他还用赤脚医生的方式，“送药下乡”。

读书不多的娃哈哈创办人宗庆后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另一个忠诚实践者，在强手林立的饮料市场，他以联销体的模式在城镇市场取得绝对优势，90年代末，他又推出“非常可乐”，硬是从可口可乐那里抢走一块市场。他在公司内部实行强权的一人领导制，据称，“也是向毛主席学的”。

如果说，那些年过50、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企业家们怀有深厚的“毛氏情结”还可理解，那么，年轻的企业家们也对之痴迷则让人颇为好奇。

几起几伏的史玉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是痴迷，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试图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其广告词便是“请人民作证”。这种“人海战略”和人民战争模式一度竟非常有效。

年轻而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陈天桥据称对毛泽东也十分崇拜，他曾经模仿毛式语言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文化运动”》，在盛大公司内部开展文化整顿。据称，他聘用唐骏为盛大CEO，也与这份喜爱有关，他们两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骏在微软中国公司时，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员工浩浩荡荡上井岗山。

三

在中国企业家中，还有几个很奇异的“学毛标兵”。

河南南街村的王宏彬，因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名闻遐迩。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将承包的责任田，又收归了集体所有。直到今天，南街村仍然过着人民公社般的生活。每天早上6：30，全村的广播喇叭就响起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到处是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和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道路两旁的街灯，都是模仿北京长安街上的设计，并悬挂着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年轻的村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在领队的指挥下，正在进行操练。南街村的村民必须定期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如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样。

孙大午的大午集团是一个“人民公社”式的公司，他用18年的时间建设起了一个“乌托邦”。这里有工厂、公园、学校、医院，承载着１６００名职工的全部生活。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饲料可以养鸡，鸡粪、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孵化；工人可以带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医院、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从他的实践中，可以非常生动看到毛泽东对现代生活的某种描述。

在某种意义上，任正非、史玉柱所学习的毛泽东，无非是他的术而已。与这些权谋痴迷者相比，王宏彬、孙大午们倒是近乎于他心目中的道了。那是一个无私的大同社会，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无穷无富，无贵无贱。这种理想能否在一个商业时代中可持续地存在，迄今是一个让人狐疑的大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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