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处世、从政、经商无往而不操胜券。

范蠡虽是越王的谋臣，但他不搞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那一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他向越王进谏和对答中，讲的都是阴阳盈输、天人顺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个哲学家。他经商也如从政一样，胸有成算，看得准，拿得稳，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绝不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文化底气厚，以谋略家的态度对待金钱和利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活得十分潇洒，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

经商当然是为了赚钱，但高明的大商业家就得有气派，并不是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那些专打小算盘，一点小钱都斤斤计较的吝啬鬼，肯定委顿颟顸，做生意也赚不了大钱，成不了气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严监生那样，连点两根灯草也怕费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当当土老肥，不是经商兴业的料。

《史记》叙范蠡辞掉齐国的相位后，也像告辞越国一样，立即开路，把在齐国积储的数十万资产统统施舍掉，“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主观上也许并不企望别人报答，但实际效应是结了人缘，肯定会在以后的事业中获得方便，所以没多久，范蠡在经商中致资累巨万（《史记集解》引徐广：巨万即万万），成了亿万富翁。

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定评：“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这样的曲折就够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动容，更富戏剧性，更令人击节称叹。此事亦载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为什么历来的作家、戏剧家，都一古脑儿逮住范蠡和西施虚无飘渺的爱情故事做文章，而这样的动人故事却轻轻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