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充用人思想的关键是正确识别奸佞小人
现代企业管理中准确用人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要想准确用人,首先要能准确识佞。王充在《论衡·答佞》中说:“九德之法,张设久矣。”而“居国有土之君”,“常有邪佞之臣与常有欺惑之患”。意思是用九条道德标准检验行为的方法虽然已经设立很久了,但是掌握权力的君主却常常受奸邪佞臣蒙蔽,给国家带来祸患。因此,拥有一双犀利的慧眼准确识佞,不仅是古代帝王迫切需要的,也是当今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具备的。两千年前王充的识佞之道,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佞人与贤人之别在于“言合行违,名盛行废”
“夫贤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取舍不同。”佞人很善于巧言谄媚、“隐情匿意”,“以计求便”、“以数取利”。因此,王充提出必须“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这包涵了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看其言论与办事的效果是否一致。这里,王充重视的是言行的一致性。他认为,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和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办事的效果也会有失败,即“实名俱立而效有成败”。只有那些言论符合先王之道,而“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名盛行废”的人,才是佞人。其二,看其言行前后是否一致,即“推其往行以揆其来言,听其来言以省其往行。”其三,看公开与背后的言行是否一致,“观其阳以考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通过“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这样那些内外有别、名不副实的奸佞小人就能被识别出来,其狡猾奸诈的真实面目就会暴露出来。
2.君子能“以义制欲”,小人则“纵贪利之欲”
王充说“富贵皆人所欲”,富贵是人人皆想得到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能“以礼防情、以义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而小人则“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这就是说,君子能以礼制控制自己的情欲,以道义控制自己的欲望,行为思想遵循道德规范,符合集体利益,因而就不会给国家带来危害。相反,奸诈小人往往只考虑个人利益,放纵自己的情欲,思想行为违反道义和社会礼制,结果必然给社会带来祸患。因此,识别小人首先要看他是否放纵自己的情欲。
3.当“义”与“利”相冲突时,君子选择“义”小人选择“利”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王充认为根据义与利的价值观,也可以判断贤与佞的差异。佞人是否修养自己声望,王充认为:“义利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佞人贪利名之显,……举世为佞者,皆以祸众,不能养其身,安能养其名?”佞人怀的是“贪利之心”,他们期望的是通过“贪权居凡”的手段来达到“高名自立”。况且,贪图眼前利益的佞人最终会为此而招来灾祸,不能保养住自己的身体,怎么谈得上修养自己的名声呢?因此,只有君子才会“弃宗养身,违利赴名”。因此,“以九德检其行”是识别贤人和佞人的根本,以义利观可以判断是君子还是小人。只有那些遵循礼制,尊奉道义的人,才能归为贤人之列;而私心贪婪的人则永远属于佞人之流。
4.“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
王充认为贤人拥有权力和佞人拥有权力,其目的是不一样的。“贤者有权,佞者有权。贤者之有权,后有应;佞人之有权,亦反经,后有恶,故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这里王充把动机、手段与结果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考察的标准则是是否有私心,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贤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为了国家,后来有好的结果。而佞人的权宜之计则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后来得到坏的结果。贤人与佞人动机不同,因此,采用的手段及相应的结果一定也不同。
5.佞人陷害人的手段是首先赞美他安抚他
佞人害人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的。“誉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败而不仇,隐情匿意为之功也。”佞人以甜言蜜语这样阴险狡诈的手段陷害人,而且还不为人所知,不被人忌恨。因此,在现代管理中要特别提防身边这些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小人。所以,王充说:“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恶中大佞,恶中之雄也。”会玩手段的恶人是佞人,恶人中的大佞,是最恶毒的人。
三、王充的识人之道对现代管理中准确用人的启示
首先是“察之审明”思想,王充认为圣贤之君应该对人与事物明察秋毫,识破奸佞小人“投合君主”的“术数”,这样就能毫无私心地以公平和公正的态度对待各类人材。
其次,强化中国传统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考察标准,这样就能使那些见利忘义、有才无德的奸佞小人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正确识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准确用人的关键。奸佞小人的天性是贪图私利,他们往往有才智,善于权术,巧言谄媚,狡诈嬗变,现代社会中仍不乏其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学会识别提防这样的小人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充通过观察人的言行是否一致、对待义与利的价值观、掌握权力的动机和目的,以及笑里藏刀、阴险害人等方面,总结出一套识佞的理论和方法。今天重温王充的识人之道,对我们现代企业管理中准确用人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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