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里这样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会存在长短不同的现象，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曹操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用人观可以总结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来，如果当年刘邦让韩信当谋士，让叔孙通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这一原则，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晋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应该高；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秦朝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笼络人才。”诸葛亮所做的这些总结，就是用人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为这一标准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虽然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帝王学》的作者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他这番话意思是说，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他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侯，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像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数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那么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鱼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