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

 

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郑观应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颇具划时代意义。所有这一切使得他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去揣摸与借鉴，但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字。

 

他是主张商务论，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

 

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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