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都提出了君子要“慎独”，这或可作为CEO自我认知的另一个标准。“慎独”意味着当解除了一切外在监督和约束之后，一个人仍能律己，按照道德标准行事。

 

当我们把问题归结到公司的价值观时，如何来衡量公司的“利益”便成为焦点。因此，黎恩指出：“公司的管理者必须发展行之有效的道德管理技巧，财务分析必须加入道德元素。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司行为在确保财务利益的同时，更应该确保商业伦理的需求。”

 

几千年来，人性的弱点未曾改变，因此我们很难抛开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去要求“商业道德”。一个没有基本道德观念和法律体制的环境，商业道德根本无从谈起。史学家黄仁宇在研究英国历史时不禁纳罕：“这么一个文明守秩序、亲切善良的民族怎么可能被煽动去征服大半个地球，羞辱一半以上的种族，直到英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为止？”

 

这可能与我们看到商业丑闻发生时发出的疑问类似，也让我们更多地考虑社会价值观与CEO行为准则间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仍能信奉“慎独”的话，如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能够被纳入现今的商业逻辑的话，商业道德将不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在这其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商业道德的一切约束。除了关注那些丑闻的当事人的人性之恶以外，我们更需警惕弥漫于“局外人”中的对道德的漠然态度。大多数丑闻并非是单独发生的，总会有数个“从犯”牵涉于内，为什么他们会扮演“道德中间人”的角色，他们是如何让来自不道德的上级的命令，越过自己内心的道德底线的？

 

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被具有权威的上级命令予以了合法化，对公司的忠诚战胜了对道德责任的忠诚，并且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组织“中间人”——他们通常是严格遵守公司秩序并常常完美执行公司指令的员工。对于具体发生行为的人——比如做假账的会计或者生产有害产品的工人来说，他们会视此为别人的行为，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实现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

 

结果是，出现了大量无人会自觉去承担道德谴责的行为，从而使人人都可以逃避内心的道德不安。毫无疑问，为了驯服那些不道德的人，我们不仅需要严肃的法律、严密的公司监管和道德自律培养，还需要战胜我们内心的懦弱和道德漠然。

 

（责任编辑：潇湘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