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例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淡自得。”（《诗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他们都曾厕身戎幕，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古的形式来写边塞题材，而且诗中充溢着感激不平之气。不过，这两位诗人同中又有异，在诗坛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十九至二十年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廪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有《高常侍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河岳英灵集》）。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壮怀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譬如，他笔下的农村，已不复是孟浩然、王维诗里充满牧歌情调的桃花源，而是负载着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东平路中遇大水》，写出了“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的悲惨情状。诗人还进一步指出：人祸——尤其是沉重的赋税，更加深入了解民众的不幸：“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这种带有为民请命意味的诗篇，在同时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在边塞诗中，高适也敏锐地提出不少问题和主张。如《塞上》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反对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主张作好充分的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蓟门五首》其五就戍卒待遇之低，对统治集团的寡恩提出了抗议。而《蓟中作》则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