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15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镇压，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