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雍和宫附近的一条小街上，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门脸儿，门口不像其他小商铺那样摆挂着色彩炫烂的商品以招徕顾客，只在门楣上挂着个简单的牌匾，白底黑字：“择日 起名”。

 

这一带是老北京胡同区，净是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门口还留着旧时的青石台阶，走上台阶，拉开玻璃门，里面只有七八平米的狭小空间，对面墙上挂着幅挺大的五行择吉图，上面密密麻麻标记着每日诸事吉凶宜忌的情况；柜台后坐着位胖胖的老先生，他就是能给人择吉日、起好名的丁先生。

 

如今结婚选个好日子、公司开张择个吉时辰，大至团体开办活动，小至个人搬家迁居，依黄历择日子的现象，非常普及。丁先生告诉我，前些日子，就有位男青年请他算算近期出门远行的吉日，丁先生说，他问明了情况，给他推算了日子，谁知那主顾并未按日子行事，“结果……”丁先生摇了摇头，暗示我结局不好。

 

日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客观得不能再客观的“时间”，它怎么会沾上“吉凶”之说？我们不妨来看看最古老的日历。

 

我们今天所用的日历的功能只是标注时间：大字是通用的公历，小字是传统的农历，再用红字标出节假日，看上去简洁明了。但是，古代日历的内容却远比今天要蕴含更多奥妙。

 

20世纪初从疏勒河流域出土的汉简中发现有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的历谱，即当年的日历，上书：七月廿七日壬午开天李；廿八日癸未闭反支；廿九日甲申建*；卅日乙酉除。“壬午”、“癸未”、“甲申”是当日的干支；“开”、“闭”、“建”、“除”及“天李”、“反支”是当日的历忌，忌什么？后唐同光二年（924）历书中有一段具有普适性质的历忌歌，歌中道：建日不开仓。除日不出财。满日不服药。平日不修沟……开日不送丧。闭日不治目。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点门道。不过这历忌歌可不能翻译一切历忌项目，它只是庞大艰深的历忌之学术理论的摘录罢了。

 

中国的历忌之学发源甚早。《史记》中就有尧舜帝“择吉月日”的说法。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的楚帛书中的《丙篇》，则通篇为一年中逐月吉凶宜忌的内容，比如说某月“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臣妾”，某月“可以聚众，会诸侯”等等，这恐怕是现今能找到的最早的历忌之术的历史记录，其中项目已不少。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历忌之术已颇具规模。东汉时，王充在他的《论衡》中也讨论了当时的六类历忌之书，除了祭祀、葬事等隆重之事的择日，还有专讲洗头之时日吉凶的沐书，讲裁衣时日的裁衣之书，讲造房、装车、挖井等事的工伎之书。可见历忌之术已深入民心。

 

大致在六朝隋唐之际，历书，即我们后世常说的“通书”、“通胜”、“黄历”，就是古老的历忌之学与历谱（相当于今天的日历）在大约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相结合而成形的。这种从术士的枕中鸿宝走出、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的指南，在唐时大为兴盛，成为上至朝廷下到民间的“生活宝典”。同时，历忌之学也得以广泛发展，至明清历书中，历注在用事宜忌方面已多达四十多项——连会亲友、扫屋子都要看“黄历”，历算的理论流派也越发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于是，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责允禄、何国宗等三四十名皇家历算官员编撰成一本统一的择日规范，这就是《协纪辨方书》。从此历忌之术有了规范可查的工具书。乾隆还为此书亲制序文说“协纪辨方者”“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也”，算是为古老的历忌之术做了个哲学性的总结。

 

民国之后，孙中山宣布改用公历，年号没有了，干支不用了，政府不再管历忌的事。但历忌、择日的观念深植在民间的根并没有断。民间仍由道家术师、择日师排出“通书”，各地命相师可挂上各家堂号另行出版，或者卖出版权由公私机关印行当赠品。文革以后，大陆民间也渐渐恢复对黄历的排算，择日的民俗苏醒过来。1985年，台湾进行过一次对黄历使用行为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3.6%的家庭都使用黄历，而且每100个家庭里，竟然有120本黄历书。难怪有人说，自从唐代风行，千余年来，黄历一直是中国民间最畅销的书籍。

 

根据黄历而择日的传统由古而来，至今不绝，如果说它不科学，偏偏有很多人内心里还以它为行事尤其是重要事情的依据；若说它一定有道理，道理又在哪呢？要想寻找答案，我们还须从古代中国人时间概念的形成、从古老的天文历法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