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确是老子所作的学者也有不少，如胡适、唐兰、郭沫若、吕思勉、高亨、詹剑峰、陈鼓应等。他们坚持认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关时所写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吕思勉的意见，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老子》书辞义甚古，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俱足证其时代之早。”又在同页注中指出：“全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盖后人所加，与东周时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书中无男女字，但称牝牡，足见其时之言语，尚多与后世殊科。二也。”并认为《老子》并非南方之学，而是北方之学。

《老子》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因此，所谓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说法，在我看来其依据尚不充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将文献材料参照地下的出土文物，以这种“二重证据法”，确定老子及其书的真面目。

老子智慧

1973年12月，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现了帛书《老子》的两种抄本，世称甲本和乙本。甲本字体处于篆隶书之间，不避“邦”字讳(汉高祖刘邦)，所以，断其抄写年代当在高帝之前。乙本字体是隶书即今体，避“邦”字讳，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见其抄写年代应在高帝时期，当与甲本相隔不远。甲本与乙本距今都已经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一书的抄本之一。《老子》帛书的发现，证明了《老子》绝非汉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经流传。

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大批竹简，其中竹简《老子》（郭店节抄本）距今2300余年，虽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却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仅发现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值得学界认真地比较和研究，而且将《老子》的年代比帛书《老子》往前推进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证明《老子》的时代起码当在战国中期甚至更早。

不妨说，依据《史记》和前人的考释，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拥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权。当然，这一说法仍然需要学术实践加以检验，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广泛的“书证”（即文献）和“物证”（即出土文物）的支持，坚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孤证不足以定论”的原则，以得出更符合历史原本原貌的“理证”，从而存真复原；另一方面择善而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

因此，是否可以说，《老子》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对话体，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在其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

（责任编辑：堇苓蒹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