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老子“三宝”的第一宝是“慈”。慈，包含有柔和、爱惜之意，即爱心加上同情。慈，不仅是仁慈加于人，而且还要不做害人之事，不说损人之话；仁爱加于兵，使之“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同样可以“慈心”于一切物，戒杀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养天和。就是要“慈心”于胸中，使之“慈祥”、“平和”之气充盈其中。慈是三宝的首要原则，用慈进攻可以得胜，退守则可坚固。

老子“三宝”的第二宝是“俭”。“俭”即含藏培蓄，不奢侈，不肆为。“俭”的内涵有两层：一是节俭，吝惜；二是收敛，克制。老子要求人们不仅要节约人力、物力，还要聚敛精神，积蓄能量，等待时机。这就是说，对于“俭”，不仅只在用财当俭，一切事情均可用“俭”，“俭”于饮食可养脾胃，“俭”于嗜欲可聚精神，“俭”于思虑可除烦恼，“俭”于言语可养气息，“俭”于酬酢可息身劳，“俭”于夜读可安神思。

老子“三宝”中的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也有两层含义：一是不争，谦让；二是退守，居下。老子的“三宝”是他对于道和德的社会实践意义上的总结。老子身处战乱，目击了太多的暴力和残酷场面，深深地感受到治国安邦离不开这三宝，因而才极力加以阐扬。老子认为使用这三宝于社会诸领域就能取得胜利，反之，会导致失败。

老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不管是过去和现在，老子的“崇俭”思想都是极其重要的。它凝固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将过人的机智与俭朴谦逊的美德集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晏婴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晏婴，字平仲，后人尊称他为晏子。晏婴出身于齐国贵族，长期居于要职，在当时列国间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清廉而俭朴，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孔子曾说：“晏平仲真善于同别人交往！人们同他相处越久对他就越加尊敬。”司马迁更是充满感情地说：“如果晏子活到现在，我即便为他执鞭驾车，也感到十分幸福！”

公元前556年，晏婴的父亲、齐国大夫晏弱死去。当时，卿大夫的丧礼是非常隆重的，且不说小殓（为死者穿衣）、大殓（再次为死者穿衣并以尸入棺）、代哭（死者家属轮流哭丧守灵）、迁柩朝祖（将棺柩迁入祖庙停殡）这套繁文缛节，单就送葬规模来看就已十分惊人：送葬时，在前面和左右两侧牵引柩车的人成百上千，为使送葬队伍顺利通过，出殡前常常需要重新拓宽道路，甚至不惜拆除一些重要的建筑设施。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丧仪，除能维护贵族的体面外毫无意义。为矫正时弊，警醒世人，年轻的晏婴顶住流俗的压力，勇敢地对传统丧仪做了改革。按照礼制规定，为晏弱送葬时应有遣车（装载随葬牲体的送葬车）五辆，晏婴却只安排了一辆；按规定灵柩下葬后主持丧礼者还要请参加典礼的宾客们聚会一番，举行繁琐的拜宾、送宾等仪式，晏婴减掉了这套程序，安葬完毕即刻返回家中，让送葬的亲朋好友自行离去。对这种违背常情的做法，不但当时的人感到大惑不解，就连后来某些儒家学者也未能看出其中的深意。有一次，孔子的弟子曾参和有若两人谈起晏婴的为人，曾参称许晏子知礼，有若说：“晏子办理父亲的丧事，仪法草率，简慢宾客，怎算知礼？”曾参反驳说：“你哪知道晏子的良苦用心！当国家混乱无道时，一个君子是耻于礼仪完备的。国家奢侈成风，君子就应大力提倡俭朴，丧仪的简化正是晏子的高明之处。”现在来看，曾参对误解晏婴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晏婴当然也不是因为对晏弱感情淡漠才简化丧仪。在停殡期间，晏婴身着粗布丧衣，脚穿草鞋，每日以粥代食，夜晚睡在临时搭成的草棚里，下铺粗苫，头枕茅草。这种接近于士大夫阶层守丧规定的仪法连晏氏家臣也觉得过于俭苦，他劝告晏婴说：“您现在已继任为大夫，这样守丧不合您的身份。”晏婴回答说：“只有那些高居卿位的人才算得上大夫。像我这样刚刚继承父爵的人怎敢僭用大夫之礼？”晏婴以这样“低级”的标准为父守丧，除了向世人说明自己简化丧仪完全是为矫正奢侈之风外，还有意同那些不顾廉耻、服丧期间便无所顾忌地纵情声色的贵族们区别开来。

在祭祀制度方面，晏婴也做了大胆的改革。按当时的礼制规定，大夫一级贵族祭祖时应当采用以羊和猪为祭品的“少牢”之礼，而晏婴却自降一级，采用了只以猪为祭品的士级祭礼，而且故意同注重牲体肥壮的传统用牲习惯唱反调，只用一些病瘦的小豚充当牺牲。后来某些旧礼的卫道士们以夸张的口气说：“晏平仲可真是节俭到极点了，他用来祭礼先人的豚肩（猪腿）连小豆（一种器物）都盖不过来，这样的人简直没有器量！”实际上，晏婴对祭祀的改革同他简化丧仪的做法一样，都是从“国奢则示之以俭”的目的出发的。在他看来，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只有勇敢地向传统礼仪挑战，用事实说明节俭的意义，才能彻底扫除弥漫在齐国上下的奢侈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