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生活的时代，正是齐国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齐国王室日趋衰弱，卿大夫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特别是在国氏、高氏等原有的大族外，又兴起了一些新的卿族如崔氏、庆氏、陈氏等。在新老卿族以及卿族与国君之间，围绕着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不少卿大夫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独裁者，但立足未稳便被更强的对手所推翻。权贵们依恃富有不修德政而导致迅速灭亡的事实，使晏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聚敛无度的危害。因此，他在担任大夫后有意识地立身于争权夺利的漩涡之外，始终不渝地奉行着俭朴廉洁的生活原则。

为表彰晏婴当年反对崔、庆专权的举动，齐景公特将邶殿（今山东昌邑西北）附近的六十座小邑赐给晏婴，晏婴却拒绝接受。子尾问道：“凡人没有不求富裕的，你为什么不接受赐邑呢？”晏婴回答说：“人在富裕方面必须有个限度，不可追求欲望的满足。庆氏的封邑满足了他的欲望，也恰恰导致了他的灭亡。我现有的俸禄当然不够丰腴，加上邶殿六十邑后也许会感到满足，但这样一来恐怕就要大难临头，连原有的小邑也难保住了。我不接受邶殿之邑，并非生性厌恶富裕，而是为了巩固现在仅有的家业。况且按照礼制的要求，每人占有的财富必须符合制度，就像布幅要有一定的宽度一样。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贪婪纵欲，只能自取灭亡。我岂能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破坏国家的制度？”

公元前544年，吴国大臣季札访问齐国，与晏婴一见如故，甚表倾慕。季札预感齐国的平静形势下仍潜伏着大族火拼、社会动荡的危机，他建议晏婴交出自己的封邑和有关政务，以免卷入战乱之中。这个建议正合晏婴的意愿，随后，晏婴就向齐景公提出“纳邑与政”的请求，将所辖封邑以及管理封邑的职权全部交还给国家。从此，晏婴的生活更为节俭。在晏氏家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晏婴本人常常穿戴着洗旧的衣冠朝见国君，一件狐皮外衣穿了三十多年也不舍得扔掉。在其他贵族官员们费尽心机追逐利禄的时候，晏婴却一直安于这种清贫淡泊的生活。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你现在的住宅邻近闹市，周围吵嚷嘈杂，尘土飞扬，而且地势低洼，又潮湿，又狭窄，怎能长住？我给你换栋宽敞明亮的房子如何？”

晏婴辞谢说：“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住过晏家好几代人，我的功业比不上祖先，却能承受祖先的恩惠，住上这样的房屋，已经够奢侈了。况且邻近闹市，购物便利，也是一条好处，哪敢麻烦您为我换房？”

时隔不久，晏婴前往晋国商讨两国通婚事宜，齐景公知其不在，强令晏家周围的居民搬到别处，拆毁他们的住宅，为晏婴建造了一座堂皇华丽的新居。晏婴返回齐国，对眼前的事实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拜谢了齐景公的好意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派人拆毁新居，修复周围的住宅，请那些流散各地的邻居们返回故里，并向众人解释说：“大家早已卜居此地，相邻相亲，这是神明安排我们有这段缘分，神意岂可违背！君子不为非礼之举，百姓不做不祥之事，这是古代遗制，我哪敢背离古训？”在晏婴的反复请求下，齐景公也不再坚持原意。结果，晏婴仍然安居旧宅，邻里之间和睦如初。

晏婴一生经历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世，从崔、庆家族垮台后，晏婴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成为齐景公最得力的辅佐。到齐景公后期，晏婴已是年迈的老臣，但嘉言懿行愈发传播四方，在列国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却从不以德高望重而自傲。

有一次，晏婴乘车出门，车夫的妻子从门缝中偷偷观望，只见自己的丈夫策马急奔，意气扬扬，一副自豪自得的神气。等丈夫回家，她忍不住提出分手的请求。车夫追问缘由，妻子回答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辅相齐国，名显诸侯，但我今天看他坐车的神态，却是那样庄重，那样深沉，似乎满怀忧国之思，毫无傲慢自满的表情。而您呢，身长八尺，体魄伟岸，却只能为人驾车，还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最了不起的人，我为您感到羞惭，因而请求离去。”后来这位车夫一改旧时姿态，变得谦虚、稳重起来。晏婴发现这种变化后询问其中的原因，车夫便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过程。晏婴对车夫勇于改正缺点的做法表示称赞，并推荐他到官府中担任重要的官职。

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染上严重的皮肤病，继之又转为疟疾，一年之内未能痊愈，前来探视慰问的各国使者络绎不绝。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等人说：“这次国君得病，我们拿出最丰厚的祭品祈求鬼神消灾免祸，但君主的病却有增无好，这是负责祭祀、祷告的祝史们用心不诚所致。别国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由于我们祭品不丰、不敬鬼神！现在应该杀掉为首的祝固、史嚣，也好对各国使者有个交代。”齐景公听后颇觉顺耳，就将此事告知晏婴。

晏婴说：“早年在宋国召开弭兵大会的时候，楚大夫屈建曾向晋大夫赵武询问已故晋国名卿范会的德行。赵武答道：‘范氏治家井井有条，为政不讲私情。他家的祝史祭祀时总是如实地向鬼神诉说，毫无愧怍之色。因为家中没有彼此猜疑之事，祝史也从不向神灵诉求什么。’屈建将这番话告知楚康王，楚康王慨叹说：‘范会治家理政使神人无怨，他能辅佐五君称霸诸侯真是理所应当啊！’”

景公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正谈想杀祝史的事，你为何扯那么远呢？”

晏婴回答：“一个有德之君，国事、家事俱不荒废，鬼神、人民都无怨声，一举一动不违礼制，这样祝史言辞诚信，无愧于神灵，国家才会受到福祉。但是在昏君那里，外内邪僻，上下怨痛；沉迷声色，放纵私欲；摧残民力，聚敛不休；暴虐成性，肆无忌惮；不顾谤言，一意孤行。这时，如果祝史如实告知鬼神，就等于暴露国君的罪行，如果隐恶称善，就是欺骗神灵，祝史们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只好虚言媚神，于是鬼神降祸，国无宁日。刚才我举范会‘神人无怨’的事例，就是想说明道理比祝祷更为重要啊！”

景公又问：“那么应该怎样做？”

晏婴说：“不可滥杀祝史。看看当今齐国的状况吧：山林湖泽之利都被官府垄断；境内关卡重重，关吏肆意盘剥；世袭贵族，强购民物，大兴土木，丧尽廉耻；国家政令无常，横征暴敛；宫中妻妾，恃宠跋扈，巧取豪夺于商市；左右小臣，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于边鄙。百姓痛苦万状，无不诅咒国君。祝祷如果有益，诅咒岂能无损？在齐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诅咒者该有多少？宫中几个祝史再有本领，怎敌得过亿人的诅咒？国君还是缓杀祝史，赶紧积善修德吧！”

齐景公听后心悦诚服，便下令取消山泽之禁和关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晏婴痛斥奢侈浪费，抨击征敛无度和严刑峻法，无情地抨击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不但本人厉行节俭，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行节俭，这些都已远远地超越了他当时所处的历史局限，而具有永久的思想价值。

（责任编辑：三清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