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

 

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义冲动驱使下的过多过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扰攘不宁。由此一来，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因此著名学者李锐说周恩来是历史上最难当的“宰相”。我回顾这些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既擅长革命又长于治国的政治家。对他建国之初的政治思想，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历史，作进一步的文化阐释，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责任编辑：青城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