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杰作，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名著，是战国时代韩国公子韩非愤世嫉俗之作。韩非子身处古代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巨变时期，是战国末期崛起的法家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他以其审视的目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为当时的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献上了一份精湛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其中的管理思想集中展示了这位先哲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睿智与深刻。

自利的人性论假说

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本质、行为规律的判断无疑会决定着管理的方法和内容。在此，韩非子摒弃了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的争论，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人是自利的这一基本人性论假说。对此，他举例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死也。”（《韩非子·备内》，以后的仅注篇名）也即，王良爱他的马，勾践爱他的民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仁义之心，只是因为“利”而已，马能供王良驱使，民众能为勾践打仗。而医生为病人吮伤口脓血，也不是因其高尚或与病人很亲，只是因为有利在其中。做轿子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的人希望人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或仁或贼，只是受各自的利益驱使罢了。由此可见，在韩非子那里，自利是人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

应该说韩非子关于人是自利的假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基本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韩非子提出了通过“赏罚二柄”使人们趋利避害，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主张应通过“法”、“利”而不是“仁”、“义”、“礼”等来管理民众。与此类似，西方主流文化的人性假说也是以“人是自利的”为主的。由此形成了西方民主法制思想和权利制衡意识。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其“经济人”假设更是以人是自利性的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有效性。由此可见，《韩非子》的人性论假设与西方文化及其管理思想是具有很强共通性的。

一、“治吏不治民”的管理对象界定

基于为君主进言献策这一特定政治目的，《韩非子》所论述的管理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员及君主的亲属、侍者，而不是普通民众。他论述道：“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外储说右下》）也即，摇树的人如果一一去掀动每一片树叶，那么即使累的筋疲力尽，也无法使树叶全部抖动；而如果左右摇动树干，那么，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一起晃动。同样道理，善于张网捕鱼的人，只要拉住渔网的纲绳，鱼儿就能尽收网中；而如果一个个地拨弄网眼，不仅劳苦不堪，还将一无所获。在此，官吏就如同民众的“本”和“纲”。韩非的这一比喻不仅贴切、生动，而且寓意深刻。的确，为数众多的民众恰似“叶”、“目”，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难以一一对其进行管理控制。而如果抓住官吏这一管理民众的“本”、“纲”，就能够取得“撼木摄叶”、“纲举目张”的控制成效。为此，韩非得出结论：“故明主治吏不治民。”他强调，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选准、用好各级官吏，就可以借助他们而管理控制好众多的平民百姓，形成臣下恪尽职守，百姓安分守己的局面。如此，君主便能安坐于朝廷之上，悠闲自得于闲暇之中，即使清净无为，也能把国家治理好。

韩非子的这一管理对象界定对现代管理而言也是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的。20世纪，管理学家们称之为管理的世纪。世纪之初，经泰罗、法约尔等早期管理学家的努力，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萌芽、诞生，并进入到科学管理时代；霍桑实验之后，行为学派在管理学中大行其道，使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进入了丛林时代。纵观20世纪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可谓蓬蓬勃勃、枝繁叶茂。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却蓦然发现，整个20世纪人类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看到了对工人和普遍民众的管理，而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置于了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就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相比之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并就此提出了大量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巧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