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是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长久屹立的；一个没有自己独特道德精神的民族，会是一个丧失民族灵魂和内驱力的民族。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民迈向21世纪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环顾当今之中国，随着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中外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外来道德文化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影响日盛，西风东渐、唯洋是好一时成为不少人的时髦。中西道德文化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特点。我们既不能盲目排外，搞国粹主义，也不能唯洋是从，在倾慕欧风美雨中丢失中国道德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道德建设方面，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又要特别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精神。珍视中国传统道德智慧的现代价值。

 

纵览从孔子到孙中山、蔡元培等历史上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道德理论，只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不能不感悟到其中蕴含的许多有益的道德智慧，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思想价值。从我国传统道德智慧中吸取合理的因素，对于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改善社会道德风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唯心几千年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采，良莠并存。其中，既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观念日渐开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又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因此，为了科学地从中国传统道德理沦中汲取有益的道德智慧，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从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目的出发，对中国传统道德理想进行梳理，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毛泽东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历史文化遗产，都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应该“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理论，我们应当弘扬精华，除弃糟粕，古为今用，分析加工，善于创新，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道德精神。

 

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可以大致分为道德价值智慧和道德教育智慧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在道德价值智慧方面，最值得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扬光大的基本道德精神有以下几方面。

 

1．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至王羲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义利之辩”和“理欲之辩”，在剔除其为封建国家服务，抹煞个人正当利益的消极因素以后，也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自觉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道德要求。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韧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是基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 “贵义贱利”，但其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意义轻利”，重道义轻利益的倾向应当克服，但重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重视道德的独特的内在精神，应当积极地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