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术、势”的管理控制思想

“法”、“术”、“势”是韩非子著作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

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思想相比，无疑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韩非子在其《心度》一篇中指出“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故法者，王之首也；刑者，爱之首也。”在此，韩非子特别指出，制定、实施刑、法，不是因为憎恨老百姓，而是爱老百姓表现。因为唯如此，才可以使民静，并防奸于未然。

在《有度》一篇中，韩非子更是对法的地位、作用、原则进行了全面阐释。首先，韩非子对法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如：“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如：“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有度》）在韩非子看来，奉法强几乎成了国强的充要条件。

所谓术，是指君主驭臣之术。在韩非子看来，术和法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俯，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在该篇中，韩非子还分析了申不害佐韩和公孙鞅治秦不能获得完全成功的原因，申不害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则是“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定法》）可见，君主治国，术和法是不可分离的。关于术的特点，韩非子概括了其最大特点就是隐蔽性，即所谓“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从管理的层面看，术也就是管理的技巧。因此，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所需要的管理技巧（术）也是不一样的。

关于如何保住权势、如何利用权势来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最根本的就是两条：赏和罚。韩非子论述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人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二柄》）可见，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体现权势的两个最重要工具，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两个工具旁落他人，否则，君主的势位难保，甚至性命堪忧。在运用权势方面，韩非子一贯强调要赏厚罚重。“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六反》）“圣人权其轻重，求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不仅如此，在韩非子著作中，“法”、“术”、“势”是三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只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君主的霸业。借用现代管理学语言，韩非子实质上提出了管理中应将制度、权威、技巧三者有机结合的重大命题，在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