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正由于项羽有上述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缺乏远见、迂腐呆板、谋事不深、才智不足服人的悲剧性格，他的最终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从项羽的成败中看人格追求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政论家马基维利所说：“一个胜任的君主，必须拥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但若两者不能兼得，宁可拥有狐狸般的特色。”马基维利这段名言的最好诠释了项羽和刘邦楚汉之争胜败的原因。